又闻捣衣声
胡进
棒槌是过去农民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工具。最近一段时间我对棒槌发出的声音烦不胜烦。我生性比较懒，早晨没有什幺特殊的任务，总是起得很晚。可是我人还在梦乡，楼上的捣衣声就会重复而又单调地响起来。起初我站在楼道里大喊大叫，试图阻止似乎来自远古的捶衣声。嗓子喊哑了也不见明显效果，捣声依旧。
我知道我无法改变这种现状，我住的这个小区是新宣城中学的校区房，陪读伴读的人家将像江河水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涌向这个小区。老住户习惯了不用棒槌的时候，他们的子女也上大学了，他们会回到原来的住处或者另谋别处，而新的住户一定还会带来棒槌。想通了这个浅显的道理，我把捣衣声当作打击乐，竟然能安然睡到大天亮。
我是农民的孙子，我爸爸虽然是小学教师，被当作国家干部，可我一直在农村长大，如果有兴趣拍打我一下，可能还会在我的身上拍下泥土的味道，所以我不该心烦捣衣声。
那时我家门前有一棵高大的皂角树，皂角树矗立在瓦房前，瓦房是刘姓宗祠，宗祠改成学校，学校成为我的家。我家常常没有肥皂洗衣服。记得当年每人每年计划可用半块“淮南肥皂”，等到皂角树的果实成熟的时候，皂角代替了远不够用的肥皂。有时也会用草木灰作为替代品。要沥清皂角或者草木灰残液，棒槌必不可少。所以，那时候的棒槌声是生活的节拍，清新悠扬，回荡在山野里，印记着从容娴静的脚步。
棒槌对我而言，有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砸黄鳝。春夏之交的傍晚时分，我将黄鳝笼子放置在水田里，第二天一早可以收获自投罗网的黄鳝。那时黄鳝四角钱一斤，相当于国家统销肉价的一半，也算是贵重食品了。我每天的收获可以保证家里食用。先用棒槌将黄鳝砸死，然后再用棒槌将黄鳝砸扁，这样红烧出来的黄鳝就肉美可口。
有一年，邻村的人突然用棒槌将自己的兄弟砸死，尸体就放置在对面的山坡上，我没去看。不知道是长辈不让看，还是我自己不敢去看。看了的人回来说，其实人和黄鳝差不多，脑袋一砸就会扁。据说那人的血一直都在流着，不断地往下滴着。血也跟黄鳝的血差不多。那时真是个孩子，听了这些话以后就变得坦然了：哦！原来砸死一个人同砸死一只黄鳝差不多，没什幺可怖可怜的，也不必同情。
都说做哥哥的也是无奈。哥哥矮小，弟弟却高大，哥哥娶了老婆，弟弟一直单身，哥哥没念过书，弟弟却有点文化。弟弟不断骚扰自己的嫂子，这还不算恶劣，可恶的是他一个单身又凭借着有点文化，他祸害乡亲！所以死者该死，杀人者不该偿命。当年的法律文书里有一句话必不可少：“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民愤是该不该定死罪的重要依据之一。哥哥被从轻发落。据说后来游了街，手敲铜锣口中只喊：“我杀了我弟弟！我有罪！我有罪！我杀了我弟弟！”政府要教化人们懂得，再有天大的罪，总归不能杀人。政府才有置人于死地的权力。
我的堂姐夫处理兄弟之间的事和这个做哥哥的不一样。
堂姐夫是家里老大，还有一个半大的弟弟。几年过下来，半大的弟弟也成人了，却不再有娶妻生子的经济能力。堂姐夫的妈妈去世后，姐夫和堂姐就带着弟弟过活。有一天，堂姐把洗净的衣服晾晒在场院，弟弟回家后贪婪地将嫂子的花内裤捧在手中把玩。堂姐夫听堂姐学说了弟弟的景状，把弟弟叫到一边要狠狠地骂他。弟弟让哥嫂看破丢了丑，索性耍起了脾气。他跟哥哥说：“我不干了！”
他说的不干是不干活了。弟弟已经是一个强壮的劳动力，他不干活，这个家就少了一个主要劳动力，弟弟实质已经是哥嫂的帮佣。堂姐和堂姐夫彻底妥协了。是怎样的妥协？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又过了一些年，我们家搬回到老家，也就是堂姐老家，那一年堂姐夫带着孩子来拜年，我妈妈问了堂姐夫。堂姐夫好像很淡然，他称自己弟弟为老二，他说：“老二现在十分安心，从来不提分家的事。”
只是堂姐这个礼拜是堂姐夫的老婆，下个礼拜便是堂姐夫的弟媳。看来兄弟能和谐相处，堂姐是大功臣。
我妈妈也是个认真的人：“那幺孩子是谁的？”
堂姐夫既自信又有点自豪地说：“儿子当然是我的！”
简陋的生存形态只能养成粗鄙的思维方式，简约同样能找寻到平衡调和。
棒槌一定会久远地留存在田园，那是乡村最动听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