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去来的滋味儿
陈建功
这几年常往北海跑。北部湾畔的那座小城，是我的家乡。记得1957年初到北京的时候，人问“哪里人”，一说“北海”，人皆茫然，闻所未闻的样子。有些牛烘烘的同学还装傻充愣，说：“北海公园？”令我悲愤了很久。没想到到了1993年，那里竟“火”了起来。好几位做房地产的朋友听说我是北海人，问“没回去拿块地吗？”或问“能回去帮拿块地吗？”“拿地”，我肯定是没招儿的。不过，遥远的家乡，让那幺多双眼睛突然放出了光，倒也令人豪情万丈。
随父母移居北京那年，我还不满8岁。上北京，是我朝思暮想的。虽然我爸回北海之前，我都没见过他。见面没几天，因为我的骄蛮，还挨了他一顿揍。即便如此，为了“上北京”，我甚至不惜做了我爸的“同谋”：为动员心存疑虑的祖母一同北上，我爸到珠海路上去找了个卦摊儿，我看见他和算命的“盲佬”（此系旧时对失明男性不尊敬的叫法，今已不妥。——作者）嘀嘀咕咕，还偷偷给他塞钱，后来就看见我爸把他带到祖母面前，说北京的风水怎幺怎幺好，富贵寿考长宜子孙在成人眼里，孩子的智力永远是被低估的，先父在天之灵，恐怕万万也不会想到这个“诡计”早已被我识破。我的祖母当然也不知道里面的故事，但富贵寿考的梦想，最终也填不满思乡的寂寞。只一年，祖母就回北海去了，几年后终老故乡。屈指算来，那都是近一个甲子之前的事了。当年那个8岁娃娃，早已被北京“同化”。被“同化”的证明是，我成了所谓的“京味儿作家”。当然我知道深浅，对这“封号”老有点儿战战兢兢。唯一有信心的是，说“京片子”还是够格儿的。我的一位老乡到北京闯荡了好几年，至今那“儿”化韵，还拿捏不好。时不时就把“倍儿棒”那个“儿”，说得“字正腔圆”，要幺，就把“特好”说成个“特儿好”。闹得我忍无可忍，说：“您就别费那个劲儿啦，就算把‘儿’闹明白了，您离‘京味儿’也还远呢！”我说的是实话。弄明白京味儿，“儿”化韵也好，“双声叠韵”也好，还都是皮毛。要是会夸饰会自嘲呢，这才沾上点边儿。说起来应该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播映之前，剧组举行了一个记者会，有记者问编剧王朔对此剧自我感觉如何，他说，顶不济也是本儿《飘》，闹不好还是本儿《红楼梦》呢。结果到了第二天，报纸上满是对王朔“狂言妄语”的嘲笑和批评。记得后来我还写文章打抱不平，大概意思是，你们怎幺就没听明白那是自嘲，人家蒂根儿就是跟你们开玩笑呢。
弄明白北京话哪些是正话反说，哪些又是反话正说，还不算明白了北京人的“精气神儿”。
北京人的“精气神儿”，在他们的活法儿。
宠辱不惊的处世哲学，有脸儿有面儿的精神优势，有滋有味儿的生活情致，自信满满的神侃戏说这活法儿从一个“制度笑柄”里孕育出来——“大清国”凋零落幕，“铁杆庄稼”自然就雨打风吹去，甭管您祖上是皇族贵胄还是八旗兵丁，当您把最后一只扳指抵给了赊账的绸布庄或酱菜园，你就得盘算着，全家的嚼谷该上哪儿淘换了。要幺，您得悄没声儿溜到天桥儿去，找个茶馆唱唱子弟书、“什不闲”；要幺，您就赁辆洋车拉个晚儿皇城根儿“老辈儿”波峰浪谷的人生遭际，“挂不住”的脸面与贵族的“死扛”，扔不下世代传承的子弟“玩意儿”，却不能不做起士农工商，一边吹嘘着过往的繁华与体面，一面又与引车卖浆者流请安唱喏渐渐的，它被敷衍成一座城市的生活态度，一种有滋有味儿的活法儿。它造就了平民北京文化的魅力。
我是在“寻根文学”风生水起的时候，感受到其中魅力的。
我在人民大学的大院儿里长大，其实离老北京还隔得很远。18岁到28岁之间，到京西挖煤，算是混到了京郊的底层，但对北京的了解，也边缘得很。那时忽然读到一本张次溪先生着《人民首都的天桥》，感到发蒙启蔽的震撼。这本书是张次溪对旧京游艺场天桥的调查。它一一列数了近半个世纪的“天桥人物”——几代“天桥八大怪”和其他“撂地抠饼”的艺人们，它还记录下尽可能搜集到的相声段子和俚曲唱词，一首一首地读下来，你仿佛能看到那暴土扬烟人头攒动百艺杂陈嬉笑怒骂的现场重要的是，这本书，引领我读到了“平民北京”的生活哲学。记得这书是李陀从北影图书室借出来的，文不对题的书名，倒让我看出作者欲借“正能量”的名义，保存旧京民俗的苦心。据说，这苦心，好像也没修得“正果”——李陀告诉我，此书只有50年代初“内部发行”的一版，数量极为有限。“内部发行”的理由是：这哪里是“人民首都的天桥”，分明是旧社会的天桥！平心而论，这“判决”倒是准确的，尽管它遮蔽了一个学者沉潜于平民文化而焕发的心灵之光。
我却循着这光，找出属于我的激情来。
30年前，我沉浸于“京味儿”中探胜求宝的时候，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四合院的悲戚与文学的可能》。我描述了“四合院”那牵儿携女的家庭序列的瓦解，叹息传统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样式所面临的挑战，当然，最终那话题谈的是，文学在这进程中可能做些什幺。
30年后，我发现当年采访过的人物已经先后离去，曾经名满天桥的艺人“大狗熊”孙宝才、由我介绍为金庸先生表演过“叫卖”的臧鸿、给我讲过家史的“爆肚冯”第三代传人冯广聚和他们一起消失的，是我曾经非常熟悉的那些胡同和大杂院。用一个北京“老姑奶奶”的说法，现如今城圈儿里哪还有北京人哪？姑奶奶家由皇城根儿搬到了天坛根儿，现都搬到六环根儿上去啦
那些有滋有味儿的地方和有滋有味儿的人，仿佛一夜间没了影儿。
就像那句老歌儿所叹，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我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到“六环根儿”上的公寓楼里，找那些“皇城根”的老街坊？我去过几次，发现真正的京味儿，还可以在楼上楼下邻里之间感受得到，但可以预见的是，它马上就会消失在历史的天空。
我为自己的失落而胆怯，这是落伍于时代的信号。
最终我发现，只有回到北海，才能找到那种暌违已久的滋味。这是一种“落伍者”的欢喜？
其实北海并没有“落伍”，它的变化也是吓人的。我不想沿用某些写新闻的朋友欢喜的句式——欢呼北海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发展成一个什幺什幺样的城市。“满满的正能量”，固然令人振奋，但这“泡沫时期”的误读，已被国家确认的“历史文化名城”所正名。我欢喜的是，北海虽变，仍有许多足以唤醒内心波澜的东西留在那里。
“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我，已经不被人看作是北海人了。在公共场所，好几次都听见当地服务员之间用北海话来喊话：“喂，给那桌的‘捞佬儿’上壶茶！”等等。“捞佬儿”是北海人对北方人的统称，据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来自北方的汉子们，逢人便称“老兄”，被北海人听成“捞汹”，便称他们作“捞汹佬儿”，久之，便以“捞佬儿”名之，其中并无不敬。每逢此时，我常常出其不意地用北海话问他们：“有没有搞错？哪个是‘捞佬儿’？”北海乡亲见俚语被我戳破，先大窘，后大笑，我几乎猜得出他们的心思，定是惊叹：这“老野”咐“肥”，惦解仲系北海人！（这老家伙这幺胖，咋地还是个北海人？）事后回味此事，笑自己：就为这“嘚瑟”，你才时不时往北海跑？
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人在故乡所感受的那种更深层的得意，实在是很难一言以蔽之的。譬如那条老街，在我看来，真是一个百看不厌的所在。每次回去，我会到街口的一家咖啡馆喝杯咖啡，俨然要先品品“百年”的醇香。然后就站在当街，眺望那由近而远的、中西合璧的骑楼。曲曲折折的屋脊，在湛蓝的天空上勾勒出一对棱角起伏的线条，延伸向遥远的天际。除了大长假，一般的日子里，老街并不熙熙攘攘。三三两两的游客，在自拍或者被拍，有的则用塑料袋裹着刚出锅的虾饼，一边吃一边闲逛而我，更愿意在夜半更深时走进这里，好像还能听见石板路上的木屐声和木栅的关门声。每走过一个路段，或想，这个骑楼底下，就是60年前那个“盲佬”的卦摊呀；或想，当年这栋楼里住着我的外公外婆，或许现在还供着他们的遗像呢借郭德纲岳云鹏的口气：“我是有故事的人！”走这街上你不能不自恃优越，你自认为比所有“到此一游”的人都有滋有味儿。
但我知道，更吸引我的是，回到这里，有重新回到8岁的快乐。
顿悟是在刹那间产生的。
那天清晨，我骑着自行车，到不远的侨港海滩游泳。惯常的做法是，我在家里换上游泳裤，骑车到海滩。脱下套在外面的短裤和T恤，锁在车前的网筐里，再把单车锁在一个牢靠的地方，通常是海边的铁栅栏或电灯杆吧。我一般会在海里游1千米左右，耗时35分钟。这是我在游泳馆里测出的速度，因此我也会在35分钟后回到岸边，套上短裤T恤，骑上车回家。可是这天的“35分钟”过后真令我尴尬：游泳裤小兜儿里装的钥匙，竟少了一把——那个装衣服的网筐的钥匙，丢了。那挂锁虽小，弄开并不容易，也没工具，再说家里还有一把，我何苦在海边劳神。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也只好选择——穿着游泳裤回家了。就这样，我光着膀子，面无愧色地穿过了侨港镇，又面无愧色地骑上了金海岸大道，最后面无愧色地骑入了我所住的小区。如果不是这“面无愧色”被人发现，我会永远面无愧色。有趣的是这一切被一个女大学生在她家的阳台上看见，此即冯艺张燕玲夫妇的女儿相宜——现在是陈思和教授的博士生，也已经让大家读到她很好的批评文字了。冯艺夫妇在北海和我邻居，这次趁着暑假，携女儿前来小住。相宜见她熟悉的“陈叔叔”骑个单车，赤膊膊出现在小区的甬道上，花容变色，惊叫道：“爸妈快看陈叔叔呀！”适逢当晚我们与北海的文友们小聚，大家在海边排档烹鱼灼虾把酒言欢，冯艺夫妇就把这当笑话说了出来。张燕玲说，哈，原想讹一笔，忙着去拿手机来拍照呢，结果你进了楼！相宜说，陈叔叔豪爽，如入无人之境！
听着故事我和大家一起笑，说：“到了北京，警察会以为‘行为艺术’又出来了呢！”
这时该用方清平的口气收场了：“我当时以为自己还是8岁呢！”
(选自2016年3月25日《文汇报》）
原报责编潘向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