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台湾没见过雪，只偶而从有异国情调的小说或童话里读到，或从一些电一影里看到雪的影子，不免对雪充满了神秘的想像与向往。1961年到美国留学，在中西部的密尔瓦基城首次见到了雪摸一到了雪，当时的兴奋之情，多少可从我写的这首〈雪仗〉诗中看出：
随着一声欢呼
一个滚一圆的雪球
琅琅向你
飞去
竟不偏不倚
落在你
含苞待放的
笑靥上
诗中的“你”是与我几乎同时到马开大学念书、后来成为我妻子的之群。密尔瓦基城在芝加哥北边不远，开车才一两个钟头，但记忆中那里的冬天似乎比素有风城之称的芝加哥冷得多，风刮在耳朵上，比刀还利。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身上还残存着亚热带的热气，骤然同北国的冰雪一碰撞，感觉特别敏锐的缘故。而属于教会的马开大学当时的校风相当保守，对学生的衣着有它一套要求，女生只能穿裙子不许穿长裤。从宿舍到教室短短几个街口，中途还有几个可避风暖身的药房和商店，之群那两节介于裙子与长袜之间的膝盖，仍被冻得红彤彤，让在恋爱中的我，频呼我见犹怜。
马开大学虽是教会学校，我们两人也都拿了学校的奖学金，但开明的校方从没要我们上过一堂关于宗教的课，更没要我们入教。我认识的美国同学似乎也大多不是教徒，至少他们没同我提起过。校园里有一座大教堂，但我们从没进去做过礼拜。除了偶而抬头看看它上面的大时钟所指示的时间外，只有在钟声突然鸣响，高一耸塔尖的十字架上的积雪纷纷下坠时，才吸引了我们的眼睛。但在我的记忆中，它的存在却是同我们那段快乐的时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多年后我写一首叫《冬天的行板》的诗时，写到最后一节：
当钟声在晚风里
静静点燃
明明灭灭的星星
天空成了教堂
肃穆而庄严
浮现心头的，便是那座教堂。
当时在马开大学念书的华裔留学生，多来自台湾及香港。男多女少的十几个人，在异国相濡以沫，相互扶助，周末假日经常结伴郊游，或挤在公寓里聊天。特别是在风雪交加的日子，一群人围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吃饭吹牛怀旧，是相当温馨的场面。理工科的同学大多有奖学金，虽然每月才一百多美元，节省一点也还可勉强凑合，无需花时间去打工赚钱。那时候除了一位攻读政治学位的同学外，我们都是单身。这位同学的太太烧得一手好菜，夫妇俩又热心好客，他们相当高级舒适的公寓便成了同学们的活动中心。而我为了省钱，同三位比我早一两年从台湾来的同学，在学校附近合租了一栋老房子的二楼，两人一个房间。房租很便宜，每月每人才三十多元，只是房子太过古老，走在地板上嘎嘎作响有如危楼，烧煤的暖气设备更是简陋，我记得冬天早晨醒来，鼻孔里黑黑的全是煤灰.。那年头根本不知道房客有甚幺权益，只知自求多福，用一件破汗衫盖住暖气出口，过滤过滤了事。更可怕的是厨房里烧饭的煤气炉一打开，躲在里面的蟑螂便倾巢而出四处奔窜，每次都让我头皮发麻。那时候的鸡又肥又便宜，每只只要几一毛一钱，同房间的同学胃口奇佳，每天下课后顺路从超市买回来一只白白一嫩一嫩的肥鸡，用白水煮，除食盐外不加任何作料，赤一裸裸的鸡味弥漫全屋，特别在门窗紧闭的冬日。他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我却有好几年一闻到鸡味就反胃。
1963年夏天拿到硕士学位后，我到密尔瓦基城郊的一家大公司从事核能发电厂的设计工作，在离公司不远处租了间公寓。六十年代的美国还相当朴实，许多人家还在院子里晾晒衣物。那时我们已结婚，之群怀孕行动不便，出大太阳的周末我常帮她端着篓子到院子里去晾晒洗好的衣物，觉得这种举手之劳没什幺大不了。偶然听到一位邻居太太指指点点对她的卡车司机丈夫唠叨：“你看人家丈夫多勤快!”也没太在意。十二月的一个寒夜，刺骨的冷风把停车场上的许多汽车都冻得断了气。第二天早晨附近的加油站忙得不可开交，到处是找他们发动车子的顾客。那天早上我刚好有一个重要会议，给加油站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打不通，正不知该怎幺办才好，这位卡车司机老兄大概看到了机会，问我要不要他用卡车推我的车子，试试以土法发动。我感激地一口答应了。上了车还没坐稳，他的卡车便猛然加速，顶着我的车子在一条高出地面好几尺、还残留着冰雪的马路上狂奔起来。路面很滑，车子根本不听控制，更不能踩刹车，只有双手紧紧一握住方向盘，眼睁睁看着两旁的树木直直向后飞逝，不知什幺时候会冲下沟去，任我怎幺大叫他都听不见，或故意听不见。这样过了长长如一世纪其实也只不过几十秒钟的时间，他大概把一向受太太唠叨的气泄光了，才松开油门停了下来。我已不记得当时车子是否发动了，但这幕紧张如恐怖电一影里的飞车镜头，一直深印在我冰雪的记忆里。当然这事也只能怪自己太健忘，没记住在台湾课堂上听到的一桩类似的恶作剧。教我们汽车原理的兼职教授是一位运输军官，经常开着吉普车到处跑。有一天在一条窄路上，一辆三轮车挡在他前面，任他怎幺按喇叭，都不理不睬不肯让路，他一气之下用吉普车顶着它在路上飞驰起来，直到气消了才放松油门。“当我一边超车一边转过头去看那三轮车夫”，他对我们说，眼里闪着顽童恶作剧的得意，“那才叫面无人色哪！”上一页1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