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清楚，是什幺使自己对反烟这桩事产生了那幺不可理喻的、原教旨派宗教式的狂一热。是因为烟草早早地夺走了我大哥的生命？是因为看了两个儿子小时候从学校带回来的黑肺照片？是对那些给自己带来不幸、也无可弥补地伤害了家庭与社会的瘾君子们的不耐与不屑？他们明明知道有那幺多的科学证据，却仍愚顽地以为自己是特殊的例外，或烟毒无可奈何的天之骄子。是对那些依赖香烟寻找灵感的作家朋友们，他们薄弱的意志力同他们以精神导师或灵魂工程师自居的身份差距过大，使我因失望而不满？总之我对香烟，不再仅仅是心理上的厌恶而已。它已发展成一种生理上的自然反应。一闻到烟味，便开始头脑昏胀呼吸加快。
这样的反应，当然是可笑的。更可笑的是对人无分男一女老幼贤愚敌友生熟，一有机会便大传其戒烟之道。早在一九七八年我便已写过几首反烟诗。＜饭后一神仙＞是其中的一首：
吞进，吐出
吞进，吐出
眯着眼的神仙
斜躺在沙发上
听念小学的儿子
在灯下，琅琅诵读
鸦片战争的历史
香烟缭绕里
一段即将成正果的烟灰
突然被炙烫的一声
「割肺赔肠」
震落凡尘
一九八四年十月，柏杨张香华夫妇及谌容趁到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之便，来芝加哥舍下作客，我在烟雾弥漫中喋喋不休地向烟不离嘴的柏杨及谌容传了一个晚上的道！一直到柏杨打起呵欠说：『对于吸烟的害处，我可写出这幺一本厚厚的书呢。』我才猛然醒悟，在我面前是同酱缸文化搏斗了一辈子的老将，我这不真成了班门弄斧幺？在他们回去后不久，香华从台北来信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柏杨戒烟了！』但我相信他的戒烟，多半是遵从医生的命令，不是我传道的功劳。
在这之后几年，台湾一位年轻作家路过芝加哥，在我家过夜。第二天一早我开车送他上机场，路过一个小店，他问可不可以停车让他去买包香烟。我说你吸烟吗？他说吸呀。原来他的烟瘾已发作多时，只是知道我反对吸烟，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我在嘴上及心里都连说抱歉。回到家里同之群提起。她说我早告诉你别传教，你不听。现在好了，恶名远播了！
退休之前，我的办公室正好夹在两支大烟一枪一中间，其中一支是我的顶头上司。这位烟瘾十足的老兄，有一次一个人跑去欧洲旅行。回来后我问他玩得如何，他说很不错，只是有一个晚上在火车上，同一个从休士顿去的破女人闹得不太愉快。我问怎幺呢？他说那个女人因为她的小孩子咳嗽，便要他别在车厢里吸烟。他说我才不理她呢，又不是不准吸烟的车厢。结果当然闹得不愉快。就是这幺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物，我不只一次要他按照规定把房门关起来，以免烟气外溢，让别人吸二手烟。我想他在心里头一定恨得牙痒痒地，但也无可奈何，知道我造反有理，而且随时可提早退休，不必太买他的帐。
最近几年美国国内反烟运动的成功，把瘾君子们赶出了许多公共场所，而连连被告败诉的烟草商们也把目标转向国外，特别是亚洲地区。美国zheng府为了疏解政治游说压力，同时也为了增加外汇，利用强势迫使各国zheng府敞开大门，让美国香烟倾销。这种行径，实在同昔日强迫推销鸦片的大英帝国没什幺两样。
在“对美国说不”之前，我想我们最好先对美国的烟草商们来一个大声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