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我生平的「本行」是什幺，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诗！』
认识我的人，大概都知道，我的本行其实是科技工程。台中一中初中毕业后，从台北工专到美国的马开大学到威斯康辛大学，一路所受的训练，不是机械工程便是核能工程。直到两年前从美国阿冈国家研究所退休，我所从事的，也一直是科技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我自己心里明白，科技只是我赖以谋生的工具，诗才是我梦寐以求全力以赴的生活内涵。或者用时髦的说法，科技是冷冰冰的硬体，诗才是温暖并活泼我生命的软体。作为硬体，科技工作为我提一供了温饱，也给了我观察事物领悟宇宙生命的知识与智慧。作为软体的诗则忠实地记录了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历程，成为我的印记，像我在〈生命的指纹〉中所说的：
绘在我地图上
这条曲折
回旋的道路
带我
来到这里
每个我记得或淡忘了的城镇
每位与我擦肩而过或结伴同行的人
路边一朵小花的眼泪
天上一只小鸟的欢叫
都深深刻入
我生命的指纹
成了
我的印记
但近来我发现我花在写诗上面的时间，似乎越来越少了。除了应付诗人工作坊及芝加哥诗人俱乐部（每月一次）及伊利诺州诗人协会（每两月一次）的聚会，需要提出英文诗作以供批评讨论外，更多的时间，我用来亲近我的新欢：绘画与雕塑。偶而也写写散文或搞搞翻译。使我渐渐对诗疏淡的潜在原因，我猜是由于诗读者的日渐稀少，缺乏最低限度的读者反应与刺激。诗集出版的困难与滞销不说，连中文报纸副刊也越来越少刊登诗作。不久前纽约一位副刊主编来芝加哥访问，竟要我多多提一供散文稿。向诗人要散文稿，虽然不一定是问道于盲，却也多少令人感到尴尬沮丧。
在美国华文界，八十年代是诗的黄金时代，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如此。陈若曦主编的《远东时报》副刊、王渝主编的《海洋副刊》以及曹又方主编的《中报》副刊，都大量刊登过我的诗作。特别是陈若曦，她登得快，我也写得勤。其实为了活泼版面或调剂口味，篇幅短小的诗，应该是编者手中最有用的玩意。我常望着一些副刊版面上的空白兴叹。多浪费！多可惜！
不久前《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曾大力赞扬日本报纸用俳句写社论的美好传统。说短短几行胜过千言万语，还不去说它带给人们的美感享受。我们的诗人工作坊也因此用新闻评论作为该月份的指定诗题。但我们都心知肚明，要在这个时代把诗搬上报纸，是不可能的事。我曾问一位美国诗友，从前美国报纸也像中文报纸一样刊载过诗作（老诗人黄伯飞先生便曾拿给我看他早年在一些纽约的报纸如《纽约时报》上发表过的英文诗作），为什幺现在统统不见了踪影？她说罪魁祸首是一些冒失的自认为新潮的年轻主编们，他们大量刊载一般人看不懂的实验性的前卫诗，大大地败坏了读者们的胃口，终于导致诗被逐出报纸，同社会上的广大群众断了缘。
会不会放弃诗，像许多同辈诗人一样，改写散文、小说或干脆下海做生意？我听到有声音在问我。不会。我听到心中一个坚定的声音回答。散文、画、雕塑，这些艺术创作活动，固然也带给了我许多乐趣与满足。但在我心底，诗仍是我的根本，我的最爱，我的本行。有诗的日子，充实而美满，阳光都分外明亮，使我觉得这一天没白活，不管到底会有多少人读到我的作品。
我希望，有一天会听到人们在提起非马这个名字的时候，说：『这个人还可以，有诗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