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年作协出来以后，我的心已被掏空了大半，仿佛我的灵魂正遭受着灭顶之灾，一个无形的存在的客体正蚕食着我的灵魂。当它罪恶的舌一尖触到我热血沸腾的心脏时，我被它震惊了。
这次我们讨论的话题没有丝毫涉及到文学创作的本身，但又好像无一不与之密切相关。此前写作纯粹出于个人爱好，从未把它利益化，更未想过要把它当作我生存的手段。，当然，我也不情愿这样做。也许是因为我的想法过于单纯，也许是因为李主任的想法更为睿智。从和他的谈话中我学到了一个在这座城市里生存下去的方法，即把我的本科文凭与我的写作能力和个人智慧“巧妙”地结合起来。
此时的我才感觉到自己的无助，原来文学并不能使我得到一切。而且，我竟没有能力为我的文学事业保留一份净土。尽管我已经独自一人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近一年了，从以前的完全陌生到现在的熟悉它的每一个角落，这其中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过。一直以来，父母总是我唯一的经济来源，未曾尝试过自己赚钱的感觉。
最起初，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纯洁的梦，我们每天都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个脆弱的梦。有人拿来了自己最爱的棒一棒糖作为交换被我们断言拒绝了；又有人用拳脚来威胁我们，也被我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为了它我们已经伤痕累累，本以为它就这样安安稳稳地生长下去了。当它终于要结出希望的果时，我们把它拱手让给了生存。不能说我们经不起诱一惑，也不能说我们不够坚强，只是面对这个高度物质化的世界我们束手无策。
突然感觉到自己已被公交车挤一压到不辨形体了，在回去的途中，即便是走过了站牌我也没有停下的意思，只想自己走走，重新认识一下这座城市。当我们挤在车里时我们会感觉到这座城市太狭小了，当我们徘徊在广场或者公路上时又会感觉到城市对我们而言又太大了。走在公路一侧，路旁商店林立，里边的装扮或者干净典雅，或者温馨舒适，然而你却不敢走进。即便是公交站牌下的一个小小的垃圾桶对你咧开大嘴，你也会惊疑它是否在对你发笑，仿佛它吞下去的每一片垃圾都是你的血汗换来的人民币。
许多朋友经常会给我算这幺一笔账：“像我这种层次的呆在北京、上海或者深圳，单凭我一个月五千元的薪水，能得到什幺？一套四十平米的房子，每个月就要房贷两千。再除去每个月至少五百的水电费、网费、电话费。再砍去衣服的花销，减去与朋友的交情，我还能剩下多少？如果用剩下的钱来给孩子买奶粉能买几袋？五千元的标准生活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养活一个孩子根本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他们总是意味深长的告诉我这些，当然我也很清楚，更没有人愿意用五千元雇佣一个像我一样的大学生。
尽管奢一靡一是当代许多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总有一些人也会居安思危，不断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在寒窗十几载的基础上又加了两年的研究生，或者在别人偷闲的时候把第二专业给修了。总想着自己要比别人优秀些，可是优秀的代价岂是一般人承受得了的。
似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欲|望，都想挤入上层社会，过一种高于别人的生活。明知道这样会搞得自己身心疲惫，甚至垮掉，却不愿放弃。人性中的那种追求更高生活标准的欲|望永不止歇。为了满足这些欲|望，我们就不得不比别人付出得更多，为之牺牲掉我们的一些最初不肯割舍的追求。这种现象使我们慢慢走入一个误区：我们逐渐成熟的过程是我们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过度的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灵魂已经被那些物质性的东西淹没。
当我走到洪家楼教堂前的一片小广场时，我邂逅了三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年轻人。他们把简陋的场地当作舞台，用一把半旧的吉他，一架满是尘垢的电子琴和一个手柄已被磨的油亮的麦克风在广场入情地表演。设备的简陋没有丝毫降低他们对演奏的热情。由于他们的表演过于投入，以致于并未注意到地面上的那些一元、五角的硬币的数量仅能够满足他们最简单的生存。但似乎他们并没想向这座城市要求更多。
对于他们的表演我不想做任何非专业性的评价，单是他们的这种精神足以使我对他们肃然起敬。我们在这座城市里寻找了一生我们的幸福生活，然而我们一无所获。这几个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却能用如此简单的道具把他们的人生演绎得如此完美，让人不得不为之叹服。
在我们奋斗了一生之后，却发现被关押在城市的牢笼里的往往是那些所谓的富人，最令我们瞧不起的流浪者竟然成为了自一由的代名词。维持我们生存的标准可高可低，但是我们的灵魂却只可能存在或者泯灭。当我们为了追求高标准的享乐而扼杀掉我们的灵魂时，我们已经变成被埋在这座城市里的一个坟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