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乡的小镇上，有一座小小的耶稣堂，还有一座小小的天主堂。乡人自一由地去做礼拜或望弥撒，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当然两处都不去。但对于天主堂的白姑娘，母亲却有一分好感，因为她会讲一口地道的家乡土话，每回来都和母亲有说有笑，一边帮母亲剥豆子，择青菜，一边用家乡土音教母亲说英语：“口”就是“牛”，“糖糕”就是“狗”，“拾得糖”就是“坐下”。母亲说：“番人话也不难讲嘛。”
我一见她来，就说：“妈妈，番女来了。”母亲总说：“不要叫她番女，喊她‘白姑娘’嘛。”原来白姑娘还是一声尊称呢。因她皮肤白，夏天披戴一身雪白的袍子，真像仙女一下凡呢。
母亲问她是哪国人，她说是英国人。问她为什幺要出家当修女，又漂洋过海到这样的小地方来，她摸一着念珠说：“我在圣母面前许下心愿，要把一生奉献给她，为她传播广大无边的爱，世上没有一件事比这更重要了。”我听不大懂，母亲显出很敬佩的神情，因此逢年过节，母亲总是尽量地捐献食物或金钱，供天主堂购买衣被等物资救济贫寒的异乡人。母亲说：“不管是什幺教，做慈善做好事总是对的。”
阿荣伯就只信佛，他把基督教与天主教统统叫作“洋教”，说中国人不信“洋教”。尽管白姑娘对他和和气气，他总不大理她，说她是代教会骗钱的，总是叫她“番女番女”的，不肯喊她一声“白姑娘”。
但有一回，阿荣伯病了，无缘无故地发烧不退，服了郎中的草药一点都没用，茶饭不思很多天，人愈来愈瘦。母亲没了主意，告诉白姑娘，白姑娘先给他服了几包药粉，然后去城里请来一位天主教医院的医生，给他打针吃药，阿荣伯的病很快就好了。顽固的阿荣伯这才说：“番人真有一手，我这场病好了，就像脱掉一件破棉袄一般，好舒服。”以后他对白姑娘就客气多了。
白姑娘在我们镇上好几年，几乎家家都跟她很熟。她并不勉强拉人去教堂，只耐心又和蔼地挨家拜访，还时常分给大家一点外国产的炼乳、糖果、饼干等，所以孩子们个个喜欢她。她常教我们许多游戏，有几样魔术我至今还记得。用手帕折的小老鼠会蹦跳；折断的火柴一晃眼又变成完整的；左手心握紧铜钱，会跑到右手心来。如今每回变这些魔术哄小孩子时，我就会想起白姑娘的美丽笑容，和母亲全神贯注欣赏她的快乐神情。
尽管我们一家都不信天主教，但白姑娘的友善亲切给了我们母女不少快乐。有一天，她流着眼泪告诉我们，她要回国了，以后会有另一位白姑娘再来，但不会讲跟她一样好的家乡土话，我们心里好难过。
母亲送了她一条亲手绣的桌巾，我送她一个自己缝的布娃娃。她说她会永远怀念我们的。临行的前几天，母亲请她来家里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她摸出一条珠链，挂在我颈上，说：“你妈妈拜佛时用念珠念佛。我们也用念珠念经。这条念珠送给你，愿天主保佑你平安。”我的眼泪流下来了。她说：“不要哭，在我们心里，并没有分离。这里就是我的家乡了。有一天，我会再回来的。”
我哭得说不出话来。她悄悄地说：“我好喜欢你。记住，要做一个好孩子，孝顺父母亲。”我忽然捏住她的手问她：“白姑娘，你的父母亲呢？”她笑了一下说：“我从小是孤儿，没有父母亲。但我承受了更多的爱，仰望圣母，我要回报这份爱，我有着满心的感激。”
这是她第一次对我讲这幺深奥严肃的话，却使我当时非常感动，也牢牢记得。因此我长大以后，对天主教的修女总有一份好感。
连阿荣伯这个反对“洋教”的人，白姑娘的离开也使他泪眼汪汪的，他对她说：“白姑娘，你这一走，我们今生恐怕不会再见面了，不过我相信，你的天国，同我们菩萨的极乐世界是一样的。我们会再碰面的。”
固执的阿荣伯会说这样的话，白姑娘听了好高兴。她用很亲一昵的声音喊了他一声：“阿荣伯，天主保佑你，菩萨也保佑你。”
我们陪白姑娘到船埠头，目送她上船，只见她一身白袍，飘飘然远去了。
以后，我没有再见到这位白姑娘，但直到现在，只要跟小朋友们表演那几套魔术时，我总要说一声：“是白姑娘教我的。”
白姑娘教我的，不只是有趣的游戏，还有她临别时的几句话：“要做个好孩子，好好孝顺父母……我要回报这份爱，我有着满心的感激。”
（摘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青灯有味似儿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