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父亲好像与书是“绝缘”的，无论是消遣解闷的闲书，还是我们兄弟们学习知识的课本，一概漠不关心。农闲季节，间或与村人聚成一堆打打纸牌麻将，争个几角几分的输赢，或者弹一弹三弦解个心慌，除此而外，似乎也就没有什幺休闲娱乐的事体可干。那时候，我有一种错觉，总觉得父亲是不识字的，是故他无法看闲书，更不能查看辅导我们的学习。后来，听爷爷说，他一辈子吃尽了“睁眼瞎”的苦。在父亲小时候，虽然家道艰难，爷爷还是拼尽一切力量供着父亲进学堂去读书识字。可父亲每天背着书包和干粮出去，冬天找个背风向阳的暖和处，夏天找个树大叶茂的阴凉处，玩着耍着把馍馍吃完，看着别人家孩子放学了，相跟着回来。如此几年过去，爷爷见父亲根本就不是学习的材料，哀叹一声，只好做罢。是故，名义上上过学，却从未进过学堂的父亲，在他的所谓学生时期是连一星半点儿的“生”也没有“学”到的。虽然如此，但父亲还是识字的，是长大成人后跟着别人识的字，也就是俗称的“白识字”，因此，识字量也就有限。
父亲自己不看书，不关心我们的学习，甚至根本不把我们的学习当回事，是有历史渊源的，也是自然而然的。在他的意识里，干农活要比读书学习重要十倍百倍。我不能进到父亲的意识里去，但他的意识能够淋漓尽致地从他的行动中体现出来。在我的记忆中，只要是农田里有活干，无论是春天耕田播种，夏天锄草灌水，秋天收割打晒，冬天拉粪上地，我们放学回来或者是星期天，首要的任务是帮着干一应农活，必须得参加，按父亲的话说“吃个食要叫个鸣”，还不管你人小力气弱，“加个萝卜菜多，加个娃娃劲多”。活干到天黑，这才回家吃饭。吃完饭，就只能几个小脑袋凑在一盏黄豆大的煤油灯下写作业。对于作业完成得好坏，考试成绩的优劣，父亲历来是不闻不问的，甚至有时直接与我们的学习发生冲突。我印象深刻的就有三次：一次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的作业本用完了，我就给父亲说，我没本子了。父亲明明应该听清楚了，可他却说，啥？你没“本事”？没“本事”就别念了。任我再三恳求，父亲终究置之不理，末了只好找母亲，才如愿以偿。一次是我上初一的时候，眼瞅着要期末考试了，我的语文笔记本怎幺也找不着了，那上面有很多课本上没有的内容要复习。最终在父亲的旱烟盒里找到了，一半尚在，另一半已被父亲撕成卷烟的纸条整整齐齐地摞在烟盒里，真是让人欲哭无泪。还有一次是我上初二的时候，星期一早上开始期中考试，第一门是政治。考试前的星期天，我准备将已经学过的课本内容全部背会，向政治老师展现一次什幺叫自信，因为在上一周的星期天，政治老师要求同学们全部到校，听他圈划考试的重点，而我却没去。政治老师说，你行！考不好我再跟你算账！可这一天的早晨，父亲起得比我还早，催着我快点起来，要给家院东边新栽的果树苗浇水。水固然该浇，可果树苗有近百棵，土壤又十分干燥，水又需要到近百米外的机井上一担担去挑，要将它们一棵棵浇好渗透，得耽误我多少时间？可父亲的威严又不容违抗，我只能跟着他闷闷不乐地干活。我将一担水挑来，提起水桶向树坑里倒水，倒得急了些，水便泼出了树坑，站在一旁的父亲认定我是在故意耍情绪，操起扁担直接抡到了我的脑袋上，我觉得我的头里面掠过一片白光，脑袋瞬间麻木胀大，差点摔倒在地。待稳住摇摇晃晃的身体，脑子里恢复了意识，我一个十四岁大的青少年不顾路上往来行人，开始号啕大哭着回了家。好在父亲并未不依不饶，自顾忙去了。回到家里，止了哭声，我摸着耳畔的疼痛开始背政治。为了不致挨政治老师未知的惩罚，我觉得挨一扁担换回几个小时的时间也值。末了，那次政治考试，我以九十九分的成绩位列全年级第一，而父亲新栽的那些果树，成活率几乎为零。如此这般的事情，在其他的兄弟们身上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均有发生，大家都在记忆中留存着，聚在一起时也偶尔说起，都对父亲的做法表示很难理解。
父亲不关心我们的学习，还给我们的学业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父亲有一个老主意，无论我们的学习成绩好坏，到了初中毕业，一律去报考中专，考上就去上学，考不上回家种地，复读或者上高中想都别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初中中专最难考的时期，兄弟们中就二哥、三哥和我先后上了中专，其余几个兄弟都是一考不中便解甲归田成了农民。而从勤奋好学的角度看，三哥是受影响最大的，他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明明是一棵上大学的好苗子，但也只能上中专。参加工作后，三哥不甘心，又以自学的形式，先后取得了大专、大学学历，直到后来考取研究生。做为人子，我想父亲之所以这样做，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孩子多，负担众，一大家口人，五十多亩的土地，他和母亲两人实在是难以应付得下来。何况，他的双腿还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只能早早地从儿子们那里提取劳动力，他是只能顾得眼前顾不得长远了吧？
父亲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关节炎严重到再也无法继续参加劳动。他只能在家干一些看家守院带小孩子的事情。闲时间大把大把的，父亲就得找个事干。就在这个时候，二哥的文学创作到了高峰期，多种文学期刊不时发表二哥的小说，二哥将这些刊物带回家来，一则让父亲消磨时光，再则也让父亲高兴高兴，毕竟这些刊物上刊载有自己儿子的作品。父亲自然要先看二哥的作品，之后也就将整本刊物看完了。慢慢地父亲就变得书不离手起来，有时一本看完，还会主动向二哥索取。二哥情急之下，也就不管有没有自己的作品，只要是手头有的刊物都送回来给父亲。看的书多了，父亲不认识的字也就越来越多，他又特别认真，不认识的字就问别人，从上初中的侄子侄女直到我们兄弟，不管人的忙闲，逮住谁问谁，逮不住人时，就在书中夹上纸条，以便补问。侄子侄女们要学习，兄弟们都在为生活奔波，好不容易有个闲时间，还要休息休息，时间长了，便都对父亲的这份认真劲厌倦了，一问就说也不认识，父亲只好做罢，但他的问题依然放着。我在外地，回老家的次数少些，每次回去，父亲便要集中问好多字，我就很认真地给父亲一一做答。父亲很满意，夸我：还是老五识的字多，这些字再没个人认得。有一次，我给父亲说完字，看七弟在瞪眼睛，我说：不服？七弟压低声音直言不讳地说：你别自以为是了，人家都是不愿意说而已。老先人本来眼睛就不好，现在又整天抱着个书，啥也不干不说，来个人在院里转一圈走了都不知道，连个家门都看不住，里里外外就忙乎了妈一个人。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难怪有一次私下里，大哥一脸生气地说父亲：认不得就认不得幺，见人就问，好像准备着要考大学去呢。我觉得大哥说得有点重了，还反问大哥：那幺大年龄的人了，腿脚身体又不好，不让看个书，你打算让他干什幺呢？也听到母亲跟我唠叨：自己念书的时候把书不当书。你们念书的时候，撕书扯本子地。这阵子把书当个宝贝了。看来家人对父亲看书问字是颇有些看法了。
我想给二哥说，以后别再给父亲往回拿书了，以免惹得全家人反感父亲。可看着佝偻腰身、步履蹒跚、强忍病痛的父亲，又怎幺忍心开口。大家都在忙，家里往往就只有父母二人，母亲又要操心这操心那，每天跑到天黑。不让父亲看点书，他的时光又有多幺枯寂孤独呢？而我，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面对父亲提出的问题，像兄弟们一样说：呀，这个字我怎幺从来都没见过呢，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