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朱家托老师的名字，是偶然在堂弟家的《可爱的太湖》上拜读他的文章之后，具体何时已经难以追忆了。那些文章深深地吸引了我，看似朴实无华的文字，仿佛涓一涓清泉出自幽谷，一路潺一潺，润入肌骨，荡魂涤魄，清爽怡人。随后我才了解到他是省作协的会员，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文章。
不过称得上最早的接触，是我在县二中读书的时候。当时“清泉文学社”正好邀请他来做文学演讲，由于对文学的热爱，我这个非社员也去旁听了一回。当时我进教室才发现挤满了学生，好不容易挑了一个角落落座。兴奋之间，忽然一个精神的中年人快步走进了教室。往讲台边一站，乱哄哄的喧嚣马上静悄悄了。他就是作家朱老师，身材不甚伟岸，穿着朴素，但十分整洁。他摆出讲义并没有急于翻开，便用浑厚的男中音不紧不慢地演讲开了。就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他阐述了生活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了合理的想象和适当的细节的必要性。还以他的文章《雨中的红灯》作了一番详细的佐证。其间的妙语和名言顺口拈来，别有趣味，我们都听得如痴如醉。由于时间匆促，还有高考的压力，具体的面谈就失之交臂了。后来在安庆上学有过几次书信交流，他不但认真的回信，而且把我的一首小诗修改后发表在他主编的《太湖职教报》上。
直至去年在太湖家园网上得知成立了县作协，而神交已久的朱老师也当选为作协副主席。虽然中断联系多年，我还是怀着喜悦和忐忑的心情给他写了一封信，同时寄了一些习作。因为周转了很久，朱老师收到信就立即给我打电话。担心我等得焦急，接到他的电话，真是惊讶得温馨了。习作《门》入选三月初的《太湖周刊》。正好我在外地，他又特地告诉我让我在网上查看。那一刻我就萌生了与朱老师直接见面的念头。
这是我回家办事的六月初，那天上午我发信息预约见面。他就爽一快地答应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下午还有课。去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我打电话过去，碰巧朱老师在外面。不到十分钟，他就骑车风风火火地赶回来。.刚进巷子口，望见我，就停下车来乐呵呵地跟我打招呼：“你是小汪吧？”我也连忙迎上去：“您是朱老师。”凭着记忆，我一眼认出他来了，只比十年前老了一些，依然满脸精神，穿着一样的朴素。来到他家里，给我沏了一杯清茶后，我们就开始聊开了。从农村的现状，到城里的房产。随意道来，话语间充满了不少关爱。谈及文学（也是我最关心的话题），他的兴致一下高涨起来。侃侃而谈，和第一次听他的文学演讲一样的令人心旷神怡。
桌上有几份报纸，上面刊登了他的文章。尤其是北京的《门球周刊》报，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这样算来，今年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发表了二十九篇文章了。退休之后，特聘于熙湖高中任教，还要参加各种活动，仍然有那幺多的创作数量，实属不易。朱老师发觉我惊异和羡慕的样子，就平静地说：“其实写作是一种生活，有些退休的老人热衷于打牌，或者上街溜达，晒晒太阳，聊聊天，不失为一种生活享受。我倒喜欢早晚出去活动活动，打打门球什幺的。做做事情，多少有点意义，老有所乐吧。于是，写作就成为一种生活的倾诉。说文雅些，是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纯粹依靠写作来生活，可能有点事与愿违，特别是纯文学。如同看电子书久了，还要回到平面空间上来。一般纸质书厚重，产生的感觉踏实。回归踏实.，阅读之书，越经典越好。但是写作不可能每篇都精彩。能达到报刊杂志发表的程度，也就是进入了那个划定的线。可能你写了十篇百篇，有时一篇也不能发表.。水平问题是个原因，而纯文学的空间有限，要挑最好的。不能发表的作品实在在所难免。所以多读多写十分必要。我要是几天不动笔，感觉写出的文字极其生涩，即使勉强写下去，也写不好。把写作当作生活的娱乐好，习惯好了，写作就顺其自然了。”
“这是您多年写作生活的积淀，最好的经验之谈。不然您一年也发表不了那幺多文章。”我赞叹地说。
“多写就有一定的数量。在我发表的文章中，有一两篇能被世人记住，便是我的幸福。要老拿自己的东西硬去跟王蒙、老舍、郭沫若他们相比，看看到底还有多大的差距，今天比，明天比，比来比去，比到最后就没有兴趣写下去。丧失了信心，就什幺也写不好，最终只能搁笔。一棵树结满了桃子，跳一下，就摘到自然是好事。要是你跳起来摘不到，再搭上梯子还摘不到，这个桃子你还想吃吗？写作还是当作自我的爱好好一些，没有过多的苛刻的企盼，就是有点想头也不伤大雅。”
“这就是写作的最高境界吧。”
临走朱老师从我带去的诗稿中挑了两首，留作他主编的《太湖门球》报的副刊备用稿。
告别的时刻，他一直把我送出了巷子外面，静静地凝视着我离去，脸上平和而慈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