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2年春节过完没多久，我就背上书包上学了。
说是书包，其实就是母亲找了块布缝了个口袋，权当作为放课本和作业本的包包。那时可没有现在这样品种繁多可供选择各式各样讲究的书包，不但我没有，当时的许多同学都没有。因为买东西既要钱，又要各种各样花花绿绿的票证。再说供销社也没有所谓的书包买。所以基本上都是母亲们自己想办法缝制的口袋。
学校就设在两、三百米远的乡场上。平时跟长辈们去过多少次。那个被称之为学校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些离学校比较近的娃儿来说已经是相当熟悉的了。只不过老师经常变换，多出了一些新面孔。
当时读书的孩子比较多，我记得仅我们生产队同时读书的就有七、八个，还有比我们稍大点的。所以哪个一吆喝“读书了！”于是正在吃饭或者帮助做家务的孩子们就像是听到紧急集合的命令似地，齐刷刷地没命似的跑出来。
我至今还记得上课的第一天，谭启世老师（好像是，不知道准不准确？但姓是不会错的）把我们带到学校的操场上，在沙坑旁教我们学跳远，半是新奇，半是高兴，如同欢快的小马驹，兴奋得很。
谭老师后来还教过我们唱歌，是用脚风琴教的。歌名记不得，只记得有一首是这样唱的“大生产嗨嗨，大生产嗨嗨……”。后来红歌流行时才知道这首歌叫《大生产之歌》。
对于谭老师的课我很喜欢，虽然至今也识不来谱，唱歌也是五音不全。但我就是喜欢，主要是听他上课教唱的歌总有一种特别新奇的感觉，至于到底是什幺，我也说上来。只觉得与广播里经常播放的《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员都是向阳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有明显的不同。
但是没多久，谭老师就调走了，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至今还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四十多岁，中等个儿，身材微胖，皮肤有点偏黑。
二
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老师应当是我们同村的许怀录老师。
谭老师虽然好，教我们唱歌、画画，还有体育，但是没多久就调走了，留下的印象很淡薄。多少年过去了，只记得他曾经教过我们唱歌。按理说应当不止这些，只是时间短接触少的缘故，再加上岁月的流逝，许多记忆都已经淡忘了。所以印象不深刻。
而许怀录老师就不一样了。
首先他是我们同村土生土长的人（他四队，我七队），还有他是一个民办老师（当时好像还不是，是代课老师吧，后来才成为正式的民办教师的），没有公办老师那样正式的身份，包括工资，自然也不能像公办教师那样调来调去。不过这样也好，他就成了我们共和小学永久型的老师，自己的老师。学校以及公社领导也就用不着担心地处三县交界的偏僻地方没有老师来。
从学校大门的右面径直走就到了公社机关所在地。跨进大门就是学校操场，同时也是公社经常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跨上操场右边十几步石梯，就是公社领导们办公住宿的地方。信用社、武装部、广播站、公社礼堂都在那儿。向右斜穿操场，出了一个过道，就是三队队部和食品站，这就是我在《买肉的辛酸事》一文中提到过的那个买肉的地方。虽然当时没有买到肉，但这个地方却是刻骨铭心的。食品站堡坎下面就是学校老师、同学们方便的地方。
从远处看，整个学校就像一个正方形，正对学校大门的是老师们集中办公的地方。门柱上挂着一块不知从哪儿找来的废铁，上下课的时候到了，值周老师就用木棒敲击着它，发出含混不清“噹噹噹”的声音，听到这些声音，该上课，该下课就顺理成章了。依次向左右两边延伸，就是各班的教室和老师的寝室，左边顶角处高出一截的房子就是伙食一团一。
我上课的地方在右边的一间老房里。操场四周和中间各种有些法国梧桐、槐树之类的树木。到了秋后，万木枯荣，地上就会落了厚厚一层，踩在上面软一软的，给人一种很舒适的感觉。后来学生多了，操场中间的树木就砍去了一些。整个校园虽然看起来很小，做操的时候显得很拥挤，但是很温馨，也很快乐，因为那里有不少学生和教授他们的老师。
许怀录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教授我们语文，先是“a,o,e,j,q,x,g,k,m……”教我们拼音。接着是学课文。我记得第一课是“一毛一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一党一万岁！”，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四课“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稀里哗啦地读着，念着，就这样一直跟着他读到了三年级。
四年级的时候，小学全部搬到了我老家下面的村小。搬到新校址后，他就没有直接再教我，但还是经常见面，一起劳动，一起挖操场，一起捡矿石烧石灰建设我们的学校。再到后来到乡小（也就是原来那个地方）读初中，经常要路过学校旁边的公路，还时不时会碰到他。
三
现在来说，那几年要说学了多少东西，我不知道。但要说，什幺东西都没有学到，那我也不承认。重要的是让我知道了读书的好处，知道了一些做人的道理。
首先说教材。对于我来说，只是认得了一些字。要说美感，语言文字的魅力，难说。因为教材通篇除了假大空，就是阶级斗争之类的话题，即使是数目字的算术题也会提到阶级斗争。上一页1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