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三国演义》与史实”陈宣章中国四大名着之一《三国演义》，全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明·罗贯中，清·一毛一纶/一毛一宗岗评注。这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被亚、欧、美等国译成60多种文字。故事描述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近一百年（公元184-280年）的历史风云，“陈叙百年，赅括万事，七分真实，三分虚构。”小说通篇精巧叙述谋略，被誉为中国谋略全书。《三国演义》主要是根据《三国志》（共计六十五篇）写的。清·章学诚说“三国演义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七分写实，三分虚构，让读者迷惑，不知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丙辰杂记》）演义里许多精彩的情节是千古传说，受地方野史传奇、逸史传闻影响极深。《三国演义》不是纯历史，而是“演义”。“演义”即“演经史之义”。据《辞海》解释：“谓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演义”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周一党一传》：“一党一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以前的“春秋演义”、“三经演义”、“周易演义”等都是。《三国演义》与它们不同之处是“通俗演义”，是根据史传，融合野史，经艺术加工敷演而成的通俗小说。《三国志》是四史之一，《三国演义》就是演《三国志》之义。梦藏道人《〈三国志演义〉序》曰：“罗贯中氏取其书演之，更六十五篇为百二十回。合则联珠，分则辨物，实有意旨，不发跃如。其必杂以街巷之谭者，正欲愚夫愚妇，共晓共畅人与是非之公。”《三国演义》之“义”就是“实有意旨”、“人与是非之公”。民初五四运动后，反传统派学者积极澄清《三国志》，以对诸葛亮、关羽、刘备传统正面人物进行再评价；胡适、鲁迅等革新派学者也重释《三国演义》；解放后，为澄清历史真实，加上一毛一|泽|东对曹操的重新评价，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及文章《替曹操翻案》，翦伯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又有易中天的《品三国》等的研究，《三国演义》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易中天的“士族论”源于一毛一|泽|东。（《一毛一|泽|东妙评三国：应给“白脸奸臣”曹操翻案》）新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前常继承反传统派学者对诸葛亮、关羽等人物解释，援引《三国志》驳斥《三国演义》。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居然是与史实对比，给予“批驳”，这是对小说的研究吗？这种“研究”，竟然前赴后继，出了一部部专着，实在很有意思。《三国演义》开篇就是历史宿命循环论：“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在一毛一本中得到强化。这一点，并没有多少人研究：为什幺“分”？为什幺“合”？“久”后“必”吗？天下大势应该是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所决定的。《三国演义》开篇故事由黄巾起义起，这是东汉末年政治fu败，外戚、宦官交替专权，连年战争，天下大乱，加上灾荒、瘟疫，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民不聊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无力消灭，便允许地方州府私人养兵弹压，于是，军阀割据，长期相互混战。广大人民渴望改革东汉的恶政，稳定社会，抑制豪强，统一国家，恢复发展生产。《三国演义》开篇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谁能顺应人民愿望，推动历史前进，谁就是“英雄”。而《三国演义》则是将此近一百年之事“笑谈”而已。有人指责《三国演义》把黄巾起义称为“流寇”、“反贼”，其实，作者绝不可能离开传统的封建思想局限，历代封建统治者也绝不允许任何作者站在黄巾起义的立场上“演义”。《三国演义》最大的“问题”是“尊汉抑曹”。《三国志》作者西晋史学家陈寿赞美曹操：“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奸诈过人（“奸绝”。《三国演义》三绝之一）。凡是“研究”《三国演义》者，无不于此大做文章。唐·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宋·苏轼《东坡志林》：“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曹操形象根本性转变于宋朝，这是民族矛盾引起。把汉朝作为正统，于是刘备的蜀汉就成了汉族政权的象征，“尊汉抑曹”之风盛行，曹操就成了一代奸雄。解放后，一毛一|泽|东在十多次谈话中评曹操，没有任何言词明确自己的用意所在。有人说：他评说曹操的用意“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学术”。其实，早在1918年8月，一毛一|泽|东路过河南，特地与罗章龙、陈赞周（绍休）三人到许昌瞻仰魏都旧墟，凭吊曹操，并与罗章龙作联诗《过魏都》：“横槊赋诗意飞扬（罗），自明本志好文章（一毛一）。萧条异代西田墓（一毛一），铜雀荒伧落夕阳（罗）。”一毛一|泽|东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幺写，戏里这幺演，老百姓这幺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汉是没落的。”“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三国演义》成书于明清，要作者脱离社会普遍的观念，这是不可能的。还历史真实，与小说《三国演义》本身是两码事。将作者的“政治倾向”列为“错误”之首，无异于要求罗贯中精通历史唯物论。《三国演义》以描写战争为主，以蜀、魏、吴的政治、军事斗争为重点，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背景上，演示了一幕幕波澜起伏、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成功刻画近两百个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三国演义》以宏伟壮阔、严密精巧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数百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连贯，是有极大困难。《三国演义》采用浅近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巧妙，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不以敌我叙述方式描述各方历史，将兵法三十六计汇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又有兵法韬略，代表古典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小说刻画人物的方法：置于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则通过一系列故事情节、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性格。既然经过艺术加工，必然有不少虚构。专门“研究”哪些是虚构，并扣上“历史错误”的帽子，颇为滑稽。历史演义小说大多是虚实相间、主实重虚；古今兼顾、批古判今；一段故事，叙说两朝的情，一个人物，兼具两朝的性。《三国演义》既反映真实的三国历史，又根据明朝社会实际情况对三国人物进行再发挥（夸张、美化、丑化等）。《三国演义》开创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先河，是“讲演历史，再现历史史实”的范例。《三国演义》体现罗贯中博大精深之才，经天纬地之气。他主张国家统一，热爱民族，弘扬民族美德，痛恨奸诈邪恶；精通军事学、智谋学、心理学、公关学、人才学等等；具有超人智慧，丰富实践，执着追求，精妙文笔。当然，《三国演义》的成功，也与三国时代的特殊性有关。鲁迅说：“因为三国的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乱；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代的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三国演义》是根据《三国志》写的。清·章学诚《丙辰杂记》说其“七实三虚”；也有人说“‘实’的部分连五成也没有，演义里移花接木者甚多，并且最精彩的部分俱是虚构。”《三国演义》演《三国志》之义，历史内容、人物名称、地理名称、主要事件与《三国志》基本相同。但是，小说要通过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运用夸张、对比、烘托、渲染等艺术手法来塑造一批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必然要虚构。这不是“历史错误”，是艺术需要。《三国演义》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需要虚构以衔接故事。《三国演义》把一场场刀光血影的战争场面描写得波澜起伏、跌宕跳跃，使读者惊心动魄，这也需要虚构史书上没有的情节，使之细致动人。《三国演义》主要特色就是：非凡的叙事才能，全景式战争描写，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以及浅近的文言。如果只按照历史，《三国演义》就不成为《三国演义》。所以，《三国演义》在民间流传范围、影响程度，在中国古典历史小说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人数“错误”。建国以来出版的权威文学史、小说史、辞典，大多说《三国演义》“总共写了四百多个人物”，其源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那份《三国志宗僚》。《三国志宗僚》共列508人，抄录自《三国志》目录，许多人没有在《三国演义》中出现（蜀、魏、吴都有）。这也不奇怪：《三国志》以人物为中心说事情，涉及的人物不一定出现在演义的事情中，而《三国演义》以事件为主线，不涉及事件的人物必然不会出现。相反，《三国演义》中的许多人物根本没有列入《三国志宗僚》（蜀、魏、吴都有）。还有许多虚构的人物，更不可能列入《三国志宗僚》。《三国演义》一共写了1798人，其中有姓有名的1191人（武将436人，文官451人，汉、三国、晋的皇裔、后妃、宦官等128人，其他176人）。二、《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与《三国志》中的人物真实性格有很大差距。这是明朝社会的“阴影”。除了曹操“奸绝”，还有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和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鲁迅说：《三国演义》中“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封建迷信、巫术法术，如：“小霸王怒斩于吉”、“七星坛诸葛祭风”、“左慈掷杯戏曹操”、“关羽玉泉山显圣”、“孔明巧布入八阵图”、“五丈原诸葛禳星”、“武侯显圣定军山”等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自称：“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这些可能是受民间传说所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反差最大者是周瑜。史书记载周瑜恢廓理智、大度友善，并非心胸狭窄、妒贤嫉能。周瑜与诸葛从未曾见面，三气周瑜纯属虚构。周瑜在伐蜀途中病死于巴丘，并非被诸葛亮的才智气死。三江口吊孝者是庞统，不是诸葛亮。陶谦的性格、为人与史实不符；张飞是美男子，且书画双全，有史书和雕像为证。三、姓氏“错误”。例如：“张飞字益德，不是翼德”；历史上“十常侍”为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个宦官。而《三国演义》为十个：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封谞、曹节、侯览、蹇硕、程旷。两者为什幺不同，谁研究过这个问题？四、虚构剧情：这在《三国演义》中很多。有一本书《老夫子诠解三国演义》，主要是“还原真实面目”、“揭开事件真相”。例如：刘备等人并未参加伐董联合军；“孟德献刀”子虚乌有；董太后实为病死，并非何后毒杀；糜夫人跳井；孙坚中黄祖伏兵，中流矢死于岘山；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纯属虚构，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植、秦琪都不见史书记载；确有黄盖诈降，但“苦肉计”并无史料记载等等。《老夫子诠解三国演义》也遗漏许多，例如：吕布战败后，赤兔马不知去向，并没有归关羽；“诸葛亮火烧新野”为虚构；太史慈在207年就病逝，没有参加合肥之战；刘琮献荆州后，被曹操任命为青州刺史，封列侯，并未“遇害”，后曹操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更迁为谏议大夫；刘备领兵追截兵败的曹操，但是去晚了，被曹操从华容道跑掉，没有“关羽义释曹操”之事；曹真病死于洛阳，并非“气死”；王朗病死于228年，并未随军出战，更非“被诸葛亮骂死”；孙权母亲早已病逝，甘露寺之吴国太为虚构人物；“计夺天荡山”纯粹虚构；“姜维兵败牛头山”纯属虚构，当时姜维还未举行北伐等等。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三国志》是不是“全真”？《三国志》是不是“完整”？《三国志》有没有错误、失误、遗漏？《三国志》以人物叙述事情，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传、纪中就有不同描写。例如“夏侯渊之死”：1.《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二十四年春，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兴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斩渊及曹军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三国志·蜀书·法正传》：“二十四年，先主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兴[山]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正曰：‘可击矣。’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渊等授首。”《三国志·蜀书·黄忠传》：“建安二十四年，于汉中定军山击夏侯渊。渊众甚精，忠推锋必进，劝率士卒，金鼓振天，欢声动谷，一战斩渊，渊军大败。”2.《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为备所杀。”《三国志·魏书·张郃传》：“刘备屯阳平，郃屯广石。备以精卒万余，分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亲兵搏战，备不能克。其后备于走马谷烧都围，渊救火，从他道与备相遇，交战，短兵接刃。渊遂没，郃还阳平。”《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二十三年，刘备军阳平关，渊率诸将拒之，相守连年。二十四年正月，备夜烧围鹿角。渊使张郃护东围，自将轻兵护南围。备挑郃战，郃军不利。渊分所将兵半助郃，为备所袭，渊遂战死。”这里有三点不同：1.《蜀书》说“渊将兵来争其地”，是夏侯渊主动进攻；而《魏书》说“备以精卒万余，分为十部，夜急攻郃”，是刘备主动进攻。2.《蜀书》说“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是黄忠从定军山上冲下来，战场在定军山；而《魏书》说“其后备于走马谷烧都围，渊救火，从他道与备相遇，交战，短兵接刃。”战场在走马谷夏侯渊的阵地前。3.《蜀书》说黄忠杀了夏侯渊；而《魏书》说夏侯渊去救火时被刘备所斩。《三国演义》中：“黄忠逼到定军山下，与法正商议。正以手指曰：‘定军山西，巍然有一座高山，四下皆是险道。此山上足可下视定军山之虚实。将军若取得此山，定军山只在掌中也。’忠仰见山头稍平，山上有些少人马。是夜二更，忠引军士鸣金击鼓，直杀上山顶。此山有夏侯渊部将杜袭守把，止有数百余人。当时见黄忠大队拥上，只得弃山而走。忠得了山顶，正与定军山相对。法正曰：‘将军可守在半山，某居山顶。待夏侯渊兵至，吾举白旗为号，将军却按兵勿动；待他倦怠无备，吾却举起红旗，将军便下山击之：以逸待劳，必当取胜。’忠大喜，从其计。却说杜袭引军逃回，见夏侯渊，说黄忠夺了对山。渊大怒曰：‘黄忠占了对山，不容我不出战。’张郃谏曰：‘此乃法正之谋也。将军不可出战，只宜坚守。’渊曰：‘占了吾对山，观吾虚实，如何不出战？’郃苦谏不听。渊分军围住对山，大骂挑战。法正在山上举起白旗；任从夏侯渊百般辱骂，黄忠只不出战。午时以后，法正见曹兵倦怠，锐气已堕，多下马坐息，乃将红旗招展，鼓角齐鸣，喊声大震，黄忠一马当先，驰下山来，犹如天崩地塌之势。夏侯渊措手不及，被黄忠赶到麾盖之下，大喝一声，犹如雷吼。渊未及相迎，黄忠宝刀已落，连头带肩，砍为两段。”这里，夏侯渊占据定军山，而黄忠占据定军山西的对山；夏侯渊主动进攻；黄忠驰下山来；黄忠杀了夏侯渊。除了山头不同，其余的都按照《蜀书》所说。此前，张郃统兵进攻张飞镇守的巴西，被张飞击败，几乎是全军覆没，只身逃回定军山，夏侯渊本欲坚守，后被击败身死。西晋史学家陈寿（233-297年），对于184-280年发生的事情大多不是亲身经历，而是凭资料。他写《魏书》根据魏国资料，写《蜀书》根据蜀国资料。发生矛盾时，陈寿则“异说并存”。《三国演义》采用《蜀书》资料也有道理：蜀军胜利，必然按功论赏，所记载应该正确；而魏军失败，主将死了，副将又分兵不在一处，谁搞得清楚？再说，公元219年刘备58岁，统兵进攻汉中是统帅，怎幺会亲临前线与夏侯渊交锋？《魏书》所说“备”只是蜀军的泛称。五、年龄“错误”。“桃园结义”是为了突出刘关张三人的义薄云天而虚构的。《三国志》说，刘备“死于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死时63岁，按此推算应生于公元161年，“桃园结义”（公元184年）时应该为24岁，而不是28岁。关羽出生于汉桓帝延熹三年（公元160年）6月24日，比刘备大1岁。《三国志》中无关羽、张飞年龄，只有“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所以，“桃园结义”时并不是以年龄排。六、“虚构”着名兵器。双股剑、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方天画戟、青釭剑等子虚乌有，并有人论证关羽不使大刀，而使矛。七、事件发生时间“倒置”。马超起兵在先，令其父马腾遇害，而不是因马腾遇害，马超起兵报仇。刘备询问张松蜀中兵马粮钱等情况，于是张松绘制地图给刘备，而不是提前准备地图“张松献图”。“蒋干中计”，其实是蒋干赤壁之战后游说周瑜不成；曹操不是撤兵前夕杀杨修，而是撤兵后才杀的，也无曹操杀杨修后与蜀军再战，并被魏延射掉门牙的事。八、事件次数“错误”。长坂坡赵云只是救出甘夫人与阿斗，没有七进七出；《三国志》没有记载“七擒孟获”，《汉晋春秋》及《华阳国志》说过“七擒七纵”，但无具体过程，而鄂焕、祝融、孟优、木鹿大王等都是虚构人物；诸葛亮伐魏五次，仅两次出祁山，没有“六出祁山”；姜维北伐11次，不是9次，战绩为大胜2次，小胜3次，大小败各1次，平手4次。九、“移花接木”之事最多：“张飞鞭督邮”是刘备干的；“关云长温酒斩华雄”，实际上华雄是孙坚所杀；“长坂坡文聘战刘备”，历史上是曹操亲率五千虎豹骑打败刘备；吕布在虎牢关是为被孙坚所败；“关羽徐州诛车胄”也是刘备干；“诸葛亮智激周瑜”，应该是周瑜智激孙权；赤壁之战时并无“草船借箭”，孙权于濡须坞之战中曾有类似事例；“庞统献连环计”，连环是曹操之决策，庞统未曾参与赤壁之战；赤壁之战是周瑜指挥，而不是诸葛亮；孙策并非于吉妖术致死，而是遭刺客暗算；郭嘉暴毙没留下任何计策，“遗计定辽东”是曹操自己的计谋；“关羽古城斩蔡阳”还是刘备干的，地点也非古城；“诸葛亮火烧博望坡”刘备干的，诸葛亮并未出山；“刮骨疗伤”主刀并非华佗，因华佗在赤壁之战前就已逝世；“关羽单刀赴会”，实际上是鲁肃阵前会晤关羽，大智大勇的是鲁肃；周瑜死后，鲁肃劝孙权将江陵借给刘备，而不是“借荆州”；推荐郝昭守陈仓的是曹真，不是司马懿；诸葛亮前三次北伐时，魏军统领是曹真，不是司马懿；真正空城计则由曹操、魏将文聘、蜀将赵云用过，失街亭后，魏军并未对蜀军追击。十、“黑白颠倒”。曹操原话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结果成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曹操南征，徐庶随刘备南逃，乱军中徐母被俘。徐庶告别刘备进曹营，后来当上魏国重臣；孙刘联婚是孙权自愿的，不是周瑜出的美人计。另外，《三国演义》中各次战役的兵力数字都有很大“水分”；历史上刘备也没有封“五虎大将”；关平是关羽长子，不是义子，随羽临军；庞统在进攻雒城时中箭死去，不是在落凤坡被乱箭射死等等，不多赘述。《三国演义》标志着历史演义小说的辉煌成就，在在传播政治、军事斗争经验及推动历史演义创作繁荣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其艺术上的缺点是①人物性格固定化，缺乏发展变化（如此多的人物性格形形色一色已经难能可贵）；②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而不是去考证哪些不符合史实，是艺术虚构。用《三国志》来批《三国演义》，本身就是个问题。历史有正史与野史，两者都有局限性。《三国志》是一部记载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到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220-280年）六十年历史。陈寿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即劝刘禅投降者。刘禅立太子刘璇时，谯周为太子家令，后为光禄大夫。陈寿在蜀国历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因不肯屈从宦官黄皓，屡遭遣黜；入晋后，历任着作郎、长平太守、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晋东吴时，陈寿48岁，开始撰写《三国志》。此前，魏国已有王沈《魏书》、鱼豢《魏略》；吴国已有韦昭《吴书》；而蜀国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很困难。《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陈寿是晋臣，晋承魏而有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陈寿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但因时代近，许多史料还未披露；同时因恩怨还未消除，褒贬很难公允。唐·房玄龄等奉诏撰写《晋书·陈寿传》，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又认为陈寿书中挟私仇：“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历代史学家批评《三国志》最的缺点是对曹魏、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
我想，如果对《三国演义》仔细挑“一毛一病”，简直可以写一部巨着。但是，这样做有什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