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知识产权”（陈宣章）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是关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力。它有两类：版权和工业产权。版权指着作权人对其文学作品享有的署名、发表、使用以及许可他人使用和获得报酬等的权利；工业产权指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货源名称、原产地名称、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等的独占权利。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是基于创造性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虽然17世纪上半叶就产生了近代专利制度，“知识产权”这一个词于17世纪中叶由法国学者卡普佐夫提出。过了一百多年后，从法院在处理侵权纠纷时的需要开始，才产生了“权利要求书”制度。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签订以后，该词才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普遍使用。2011年1月1日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大大加强。如果严格执行的话，中国肯定不会再是盗版大国。由于习惯势力与传统文化，许多人还是不断地盗用别人的知识产权，以至于媒体上经常有这方面的报道。在网络时代，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更加普遍，更加困难。去年中秋节前，我在网上发表《月饼税和月饼罪》一文。西安市某报来电话“通知”我：“《月饼税和月饼罪》一文将在我报发表，并寄出报纸的样报。”直到现在，我既没有收到样报，也没有收到稿费。看来，他们认为我的文章在他们报纸上发表是我的“幸运”，好像我还应该感谢他们，我应该出“发表费”或者“版面费”（这在学术性杂志上常见，因为与职称晋升相关）。许多发明创造申请了“专利”还是会被侵权，其中的“巧妙”很多。中国这幺大，知识产权者神通没有那幺广大。即使被发现侵权，打官司的成本太高，许多人只能听之任之，无可奈何。更不要说文章转载了，现在这种现象司空见惯了。现在有些杂志、报纸的编辑，对来稿不用不退稿，还会对来稿“整容”，然后寄到“关系单位”发表，当然作者就是他了。我有个朋友，从国外搞到一本书，内容很好，就翻译了其中一章寄给某出版单位，希望能出版“译书”（当然他没有征求原作者同意也是侵犯知识产权）。该出版单位回信答应出版“译书”，于是我朋友就把全书译稿一章一章寄去。最后，该出版单位回信：“我们已经收到另一人的，比你翻译得更好的译稿。你的译稿退回。”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是那幺容易的。现在“改编”成风。改历史名着，改近代名着，改现代名着，也改非名着。原作者死了的，不用害怕；原作者活着的，也会肆无忌惮。即使打官司，与名人对簿公堂也可以“托庇”成名人。还有一些人专门卖假名牌货，而且堂而皇之地告诉你：“这是假名牌。”居然还生意兴隆。现在注册商标成风，甚至用名人的姓名注册商标。这是不是侵犯名人的姓名权呢？因为取名是任何人都有的权利，法律并没有禁止取一个与某名人一样的姓名的条款。苏某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苏东坡”，难道不让吗？如果某个姓名热门，就会有人抢注商标。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转卖。过度保护知识产权也有负面影响。迈克尔·赫勒在《困局经济学》中提出：“私人所有者大多会避免过度使用，因为保护和留存自身掌握的资源，与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遗憾的是，私有化也会过火。有时候，我们为一种资源创造了太多的所有者，合作搞不成，资源被浪费。困局即是悖论：私有产权能提高社会福利，过多的所有权却造成反效果——破坏市场，阻碍创新，耗费生命。诸如iBM、塞莱拉和百时美施贵宝等明智的企业已经洞察了困局的无形成本。这些世界最强大的企业干脆不再浪费精力整合支离破碎的所有权，而是直接放弃公司资产，重新到阻力较少的领域进行投资。创新的机会无声无息地溜走了。”他举出的例子是：某公司的科学家研发了一种治疗老年痴呆症的新药，但不能上市出一售，除非公司能买下几十种专利的使用权。任何一位专利持有人都可以信口索价，有些干脆不答应这笔交易。故事的结局不怎幺美满：原本可以拯救上百万条生命、赚取数十亿美元的新药就这幺束之高阁了。还有一种情况：某项专利的发明创造直接危及某公司的利益，某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买下这项专利，让它束之高阁。对于整个社会与人类则是一种损失。
另外，发明创造被掩埋也是常见现象。我和孙女发明了几个智力玩具，我们不想申请专利，只想在媒体上发表，让人们自己制作并且使用，以利于开发智力，防止老年性痴呆症，可是到处碰壁，有的媒体编辑口上说“好”，却无下文。也许这些智力玩具已经被别人作为他们的发明创造去谋取利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