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笔者与几位同事去京城参加会议。同事们与一北京人攀谈起来，正谈的高兴，北京人问：“你们哪儿人？”同事答：“中原油田。”“中原油田在哪儿？”“在中原！”一旁的售票员笑起来，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前几天车上有一位女郎被掏包，乘警了解情况问道你哪儿人时，这女郎比被人掏包还难过。乘警稍一沉吟，点头微笑，女郎亦笑。
初闻竟有人以“河南人免谈”作为招工条件，以为笑谈，一笑置之。后来在首善之区看到“谢绝河南人”等标语铺天盖地贴满电杆，写有“河南人不得入内”的木牌，堂而皇之地挂在首都北京中关村一些公司、商店的玻璃门上，不禁愕然。这样的场景，怎能不让人联想起上个世纪初叶上海滩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警示。张承志在《高贵的精神》中说：“在白纸黑字的证明之下，歧视的癌，正在蔓延。”
也不知少数河南人是怎幺混的，竟至于把“高贵的歧视”引向了中原，使无辜的几百万河南人民蒙冤难雪，战战兢兢，如临深履薄，在大庭广众之下羞于自报家门。于是便有为河南人申辩的声音，这其中以张向持的《解读中原》和马说的《河南人惹谁了》为代表。不平则鸣，仗义执言，无可厚非。但这申辩的声音却带来了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正如远华走私案的暴光，人们更多关注的不是查处了多少大小蛀虫，而是对赖氏的豪富津津乐道，对身败名裂的某俗艳歌星再踏上一只脚，《河南人惹谁了》并没有为河南人讨回公道，却为河南人的“坏名声”作了义务的宣传，恐怕这有违作者的初衷。
出现这种悖论，在中国当下的接受语境中，应该说并不奇怪。作者写书为河南人申辩之初便应该考虑到这个时代的接受心理与审美趋向，这是一个充满好奇而并不崇尚正义的时代。正义、崇高、公道、真理……等等字眼在追求轻松与快乐的人眼里显得太沉重了。他们只要知道目前河南人是一个受歧视的群体，然后在面对河南人时给他们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就可以了。当然，笑与笑不同。这里有某些大城市居民“一览众山小”的热讽，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知识分子的冷嘲，有某些爆发户“我是贵族了”的粗卑，有一群被歧视折磨得变一态的边缘人“不歧视河南人我还能歧视谁”的追求心理平衡心态，更多的是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的盲从。在一个快乐第一的社会里，人们宁愿“无知并快乐着”，谁愿意去探讨公道、正义等等严肃而沉重的话题呢？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一本为河南人申辩的书，却让河南人更加“声名远扬”恐怕是可以解释的唯一结局了。看到一个个羞于自报家门的尴尬河南人，怒其不争的同时，也为这个时代浮华的高贵、自暴其丑的歧视、夹杂着自卑的自尊而深深悲哀。
“我是——中原——人”。中原人羞于承认自己的河南人身份，这其中蕴涵的尴尬，不仅仅是属于河南人的。河南人，一个尴尬时代里尴尬人群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