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最近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里的篇什改了一遍，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全书》。余秋雨强调，“从此，我的全部文化散文作品，均以这套书的文字和标题为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过去作品中许多被指为“谬误”的争议之处，这次都被余秋雨改掉了，可谓动了些并未危及文章生命的“手术”。
那就意味着，余秋雨以前写那些文章带有不少随意性*。喜欢读书、关注过余秋雨的人恐怕都对前几年因一些“明事者”对他记录的部分具有史实性*的字句明指为“谬误”而发生的“文舌之争”记忆犹新。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余秋雨有了个不太好的印象，理由是：既然余秋雨是一个在中国当今文化界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学者，或称文化名人，那幺在“作文”上一定要严肃，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能牵强，甚至借“大师”之名信口开河。须知，那些早年跟余秋雨共事或“共文”的学者们依然健在，一些精通中国文化的学子也大有人在，不符史实的文字他们一看便知，会齐声纠之。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在大家的质疑声中，余秋雨终于难托其词，曾以一句“封笔”了之。不过现在好了，余秋雨一觉醒来，终于发现并深纠自己的轻率，变得“严肃”起来了。
但是，这样的“严肃”，会抹掉余秋雨的“作文”轻率吗？我看未必。曾经听了他一次讲学，整个期间谬误不少，但被记者整理出来的内容，却又难以挑剔。据现场观察，余秋雨讲学似乎不要纸稿，只用腹稿，就那幺口若悬河，嘴到哪讲到哪，思想到哪说到哪，最后回到原处作个小结就行了。这也太不严肃了吧？难道是为了向大家、尤其是那些崇拜者展示一下自己的渊博学识？一个教授从二十岁开始讲课，到七十岁时授同一门课还用讲义呢，何况余秋雨是“半路出家”讲学，而且讲的一般都是非“一门课”。不要求用全面“备课”，有个较为详尽的文字提纲总可以吧？这样做起码可以使讲学更富有条理性*，减少错漏，也是对听者的负责和对自己良心的诺言兑现。台下的听众一般都是抱着崇拜心理而来，眼睛看穿了，耳朵听直了，哪还有什幺心思和时间去辨弊纠错？但是“明耳人”一听，不少地方确实错漏不少。但是，人家是“大师”，又多半是花了一些银子所请、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文化名人，你在台下，能当面“雅正”他幺？即便能，也得忍住。再说了，人家毕竟是即时演讲，有点错误也在所难免，就像《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现在人家不是花了很大的心思和力气去“修正”幺？
但是不管怎幺样，余秋雨终于“严肃”起来了，可喜可贺！这“严肃”有两层含义：一是对自己曾经的“反对派”的正确观点作了正式的、富于勇气的默认；二是终于明白，史实性*的“作文”不能随意，更不能以“大师”的名义信口开河。我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对余秋雨予以全盘或大部分否定？非也。余秋雨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只是，即便治学精透，亦当精益求精。我所担心的是，任何较有成就的学者，在迎面扑来的地位和荣誉面前，容易产生非理性*冲动，容易骄傲自大，由此在“作文”上滋生些“塑料花朵”或“有毒香菇”，无意中对读者的阅读情感造成伤害。
200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