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谚：“贵人多忘事”。这是老百姓积千百年痛苦经验而后得出的教训。这五个字虽然平淡，可是揭出了贵人之所以“能”贵，所以“为”贵的真相，简短明快，深刻隽永。
譬如有些贵人们，暮夜受金，不厌其多，但在堂而皇之的演说中，则谆谆告诫下属必须“廉耻自守”，格言成串，亦不厌其多；这当然不是贵人的“言”不顾“行”，而因为他“善忘”。或又如，口头上坚持抗战到底，梦魂中不忘“荣誉的和平”，这当然也不是“包藏祸心”，而是“善忘”。
但是帮闲们也有一个“格言”，曰“民众善忘”。
例如：抗战以前，老百姓是不许将中国的政教得失和外国相比的，理由是中国有特殊的国情；而这所谓‘特殊国情”，在说到苏联的时候，尤其被强调。可是最近，这种论调却又变了，比方为了要证明中国老百姓之不应该要求“人权”和“民一主”，而且要罗织凡要求“人权”和“民一主”者皆是“想破坏我们的政治中心”，于是就“假如”苏联的托洛斯基派，克伦斯基一党一，以及海外白俄，都乘德军入境的危机，以“人权运动”或“民一主斗争”来摇撼斯达林政权，“便在中国国内也有人为之扼腕了”。这里，“特殊国情”之居然并不存在，尚不足怪；可骇的，倒是据说在“向民一主迈进”的中国而有了老百姓的“人权运动”与“民一主要求”便成了“想破坏我们的政治中心”的弥天大罪！而尤其可鄙的，是诬蔑了“向民一主迈进”的中国还不够，且以含血喷人的伎俩，把“托洛斯基派，克伦斯基一党一，海外白俄”一串的恶名，栽诬在“人权”与“民一主”的要求者的身上。
这样的议论居然公之于世，想来也无非该论客“认为”民众善忘，故思“利用民众的善忘”。
可惜民众并不善忘。大家还记得：托洛斯基，克伦斯基辈“事业”之不成，在中国也有人曾“为之扼腕”的。不是民众善忘，倒是他们自己善忘。
做中国的民众，真也不易；“人权运动”是犯罪的，“民一主要求”也犯罪，可是国家事坏了，官不负责；一国之内，非官即民，既然官不负责，该负责的，当然是民众了。这是“特殊国情”。现在又平白地得了个“善忘”这罪名。但如果民众要表示并不善忘的时候，帮闲篾片们又大叫“不要炒冷饭”了。到底民众是“善忘”好呢，还是“不善忘”好呵！
（原载1941年7月26日《大众生活》第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