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开第四十八次部务会议。
照例，两点十分，列席会议的人，先后走进了会议室，出席会议的人都还没有到。专门为会议服务的秘书，也照例在电话室里用电话催请：
“张局长吗?——现在……”张局长的秘书接电话，说局长正在和一个干部谈话，马上就来。
王主任办公室的值班员，告诉他王主任“刚走！”
秘书把电话又拨了几下子：
“李局长在吗？”
“我就是。我就是。——什幺……开会?你替一我请一个钟头的假吧！……有一件临时事情，过一个钟头准到。……一个钟头。”
赵司长在电话里发了一通脾气：
“怎幺搞的！——两点开会，现在才把通知送给我！”
两点二十五分。主持这次会议的副部长披着大衣走来，秘书处长赶紧迎上去，把一大叠刚印好的会议文件递给他，他一只手往衣架上挂大衣，一只手接过这一大叠会议文件，顺便问了一句：
“怎幺样？都来齐了吧？”
“都——”秘书处长的话到嘴边，突然又非常机警的改变了说法：“正在用电话催呢！——有的已经在路上了。”
副部长推开会议室的门，走进去，无限感慨地说：
“还是‘八点开会，十点到齐’啊！”走到主席的位子上，把放在桌子下边半截的椅子拉出来。
“今天几个议程啊?”又问跟在背后的秘书处长。
“办公厅主任告诉我是七个。”秘书处长接着说：“打字来不及，只赶印了六个文件——剩下的那一个正在突击，大约半小时……”
“先讨论哪一个?”副部长打断了他的话头。
这件事办公厅主任没有交代，但副部长既然问到，秘书处长又不能不回答，于是他十分没有把握地说：“看情形，应该……但也不一定。”
副部长并不指望他说出什幺肯定的意见，坐下去浏览那一大叠会议文件。一目十行。会议室里显得非常肃静。
快到三点了。汽车陆续开来，王主任、赵司长、张局长等，各带若干随员，在门外边都领到一大叠会议文件，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了会议室。分别向副部长点过了头，又相互致意，然后分别找到自己的席位坐下来。王主任想说话，发现副部长正在阅读文件，没有好意思打扰他，便找出与自己有关的文件翻阅起来；张局长见大家都在“临阵磨一枪一”，自己也赶紧利用时间，目光跟闪电一样，在与自己有关的文件上奔驰。
四点十分。副部长把那一大叠文件一口气读完了，伸了伸懒腰：
“怎幺样?抓紧时间吧！先讨论哪一个啊？——李局长请了一个钟头的假，我看他提的问题先放在后边吧！”他在自问自答，启发别的同志发言。
“是不是先讨论我们搞的那个‘规定’？”赵司长说，“下面催得很急，电报，长途电话，现在有的省、市还派了人来。马上发出去就已经晚了，再拖就真正‘马后炮’了！”
张局长主张先讨论他们代部拟稿的那份指示，理由是：那份指示已经讨论了六次，连文字修改一共讨论了九次：
“这一次总可以大体定下来吧！”
副部长同意了张局长的意见。但张局长的那份指示，除副部长和张局长方才看过一遍以外，其他同志都没有翻看，因而无言可发，于是限十五分钟，看这份文件。副部长和张局长趁这个机会在文字上又做了些推敲工作。
四点半，部务会议真正开始。仍旧是赵司长首先发言，他说第二页、第四行“……因而应该发展……”比较含糊，不如改为“因之，必须发展”。理由是：领导机关态度不明确，对下边工作的同志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增加他们的困难。
张局长不同意赵司长的意见。他认为：领导机关在情况尚未弄清之前，往下发指示不宜过分肯定，“把话说死，将来是会被动的”。
“不了解情况，还发什幺指示呢？”赵司长问。
“你不要故意抓人的话柄啊！”张局长有些愤愤然了，他说他方才说的是“情况尚未弄清”，没有说“不了解情况”。他主张这一指示“一定要发出去”。因为第一，领导机关必须发指示；第二，下面也确实需要领导机关的指示；第三，八个月以前，当他代部拟稿的时候，也确实掌握了下面的情况。只是时间过去的久了，他耽心“现在情况可能发生变化”。
王主任支持张局长的论点，即指示一定要发。不发出去，八九个月的功夫就白费了。他也耽心下边的情况会发生变化。“不过，”他说：“指示性*的文件，讨论、研究是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的。”
其他出席会议、连同列席会议的人，都纷纷在“因而”、“应该”、“因之”、“必须”的范围内，发表意见。有的人说这是咬文嚼字，另外一部分人就无论如何不承认这一点。各有各的见解，争论极为热烈。再加上服务员提着水壶进来冲茶，电话员不时来找王主任和张局长他们去接电话，会议室的玻璃门开了关，关了又开，人来人往，气氛颇为活跃。也正在这时候，打字员突击的第七份文件送来了，秘书处长又忙着在会议桌上分发。但，电表上的时针，已经指向五点二十六分，再有四分钟就要下班了。而晚上副部长还有一个非出席不可的外交宴会。部务会议不得不在这高|潮中结束。
“怎幺样？”副部长用铅笔轻轻地磕了磕桌子：“会议就开到这里吧！”他在归纳大家的意见时，说“因而应该发展”不十分完善；但他也不同意用“因之，必须发展”，他以为用“相应发展”比较确切一些：“你们看，怎幺样！”他正在征询大家意见。会议室的门又开了，这次进来的不是电话员，也不是服务员，而是请了一个钟头假的李局长。李局长夹了一个小皮包慌慌张张地冲进来。副部长瞅了他一眼：
“好！你赶上散会了！”没有过分责难他，并含笑向他说明，今天没有来得及讨论他提交会议的问题。
“我有精神准备。”李局长很有预见，但马上又逼紧了一句：“下一次能讨论吧?”
副部长没有回答他。他转身坐到赵司长旁边，秘书处长把文件送给他，他掂了一掂这一大叠文件，习惯支配着他，非常自然地打开小皮包，一股脑地塞了进去。这时候他急于要知道会议究竟解决了些什幺问题，因之把嘴凑到赵司长的耳朵边，赵司长允许他会后向他做一个“总结性*的介绍”，他才把身一子正过来听副部长的结论。当然这结论在他听来是莫名其妙的。做结论的人正在说“……稳重一些，可以少犯些错误……。”责成秘书处长根据下次部务会议大家的意见“做一次最后的修改……下次部务会议再讨论一次”。
“其他问题，”副部长站起来说：“怎幺样？另找时间吧！”
没有上汽车以前，李局长拉住赵司长，硬要他“履行”在会议上的“诺言”。赵司长犹豫了一下，说他不能做“总结性*的介绍”，只能发一些牢骚。他说这样的部务会议开不好，因为有一部分同志，自己不了解情况，又不承认不了解情况，因而也就不想了解情况，再加上不敢相信别人了解的情况，所以就“稳重”起来，一直“稳重”到不能解决问题的程度。他估计张局长他们代部拟稿的指示“再讨论五次也发不出去”。他说今天的部务会议和往常一样，据他看这样的会开下去，一、可以不用思想，大家有机会休息休息脑筋；二、可以都不学习，将来一齐落后；三、向一般干部做样子：“你们看！我们领导方面是多幺紧张啊！”；四、……他的话没有说完，李局长就听出情绪不对头来，便在半路里截住他：
“第四，我替你说：人民会说我们是官僚主义，对不对？也许还有第五、第六；可是有这样多的意见，你为什幺不找领导上谈一谈呢！”
“谈过，”赵司长把话顿了一顿，接下去说：“习惯成自然，不容易一下子扭过来啊！我看，在报上公开批评一下，也许会起些作用哩……”
这些话被背后的张局长听到了一大半，他紧走了几步，插在他俩中间，说：
“我的看法跟老赵完全不同，解决方针政策性*的部务会议，就得像今天这样的开法。”他认为今天会议的缺陷“主要是大家的时间观念差一些”，拍了拍李局长的肩膀：“尤其你老李，简直是‘赶来散会，浪费汽油’！不如干脆不来。”
突然袭击！李局长不能接受，当然也就不能缄默，便瞪着眼睛与张局长辩驳：
“迟到总比不到要好得多吧！”
（原载1954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