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理论家曾向我说过：“活人很难说，以后谈谈死人吧。”我懂得这意思，因为说活人常要引起纠纷，而死人是永无对证，要不致有文人相轻，宗派观念，私人意气……之讥讽和责难。为逃避是非，以明哲保身为原则自然是很对的。
另外的地方，也有人这样说，“还是当一个好群众，什幺意见都举手吧。”
甚至像这样应该成为过时的幽怨我也听到过很多了：“我是什幺东西，说句话还不等于放个屁幺！”
这些意见表现了什幺，表现了我们还不懂得如何使用民一主，如何展开自我批评和自一由论争，我们缺乏气度，缺乏耐心的倾听别人的意见，同时，也表现了我们没有勇气和毅力，我们怕麻烦，我们怕碰钉子，怕牺牲，只是偷懒——在背地下咭咭咕咕。
有人肯说，而且敢说了，纵使意见还不完全的正确，而一定有人神经过敏的说这是有作用，有私人的一党一派，长短之争。这是破坏一团一结，是瞎闹……决不会有人跟着他再论争下去，使他的理论更至完善。这是我们生活的耻辱。
凡是一桩事一个意见在未被许多人明了以前，假如有人去做了，首先得着的一定是非难。只有不怕非难，坚持下去的才会胜利。鲁迅先生是最好的例子。
鲁迅先生因为要从医治人类的心灵下手，所以放弃了医学而从事文学。因为看准了这一时代的病症，须要最锋锐的刀刺，所以从写小说而到杂文。他的杂文所触及的物事是包括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鲁迅先生写杂文时曾经被很多“以己之短轻人所长”的文人们轻视过，曾经被别人骂过是因为写不出小说才写杂文的。然而现在呢，鲁迅先生的杂文成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书籍，最辉煌的文艺作品，而使人却步了。
一定要写得出像鲁迅先生那样好的杂文才肯下笔，那就可以先下决心不写。文章是要在熟练中进步的，而文章不是为着荣誉，只是为着真理。
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候，贪一污腐化，黑暗，压迫屠一杀进步分子，人民连保卫自己的抗战的自一由都没有，而我们却只会说“中国是统一战线的时代呀！”我们不懂得在批评中建立更巩固的统一，于是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责任。
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一主，然而这里更须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一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
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
鲁迅先生死了，我们大家常常说纪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却缺乏学习他的不怕麻烦的勇气，今天我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这时代还须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
（原载1941年10月23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