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七日：掠影与宿醉
一、无助的飞翔
对行者而言，飞翔无疑是最好的行进方式。
我不属于飞行一族，飞来飞去的机会不多，因而对每次飞行都充满向往和隐忧。
我向往飞行，是渴望在到达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省略到达的过程。许多被称为“过程”的经历，很容易成为目的本身。而过程代替目的，目的就虚化了，我追求的目的还有什幺意义呢。再说，过程离开了目的，过程本身还有意义吗？
我对飞行充满隐忧，是因为我不得不面对飞行本身。飞行本身是不确定的，生命在高扬的同时，也裹挟着难以言状的危机。只有生命的确认，飞行才有寄托。然而飞行中的生命却往往那幺无助，“飘飘乎羽化而登仙”的主动飞越只存在于梦幻之外。一翎鸟羽、一片树叶的飞翔，没有特定意义，不需要生命关照，而人的飞行，恰好相反。
拥挤的经济舱里，服务员走来走去，人们谈笑风生。我几乎感觉不到飞机的飞行。然而飞机的确远离了地面，穿过绵绵春雨，在－阴－云与蓝天之间的缝隙里滑行。太阳在远处静静地张望，就像一位历经感情劫难的姑娘，对走过窗前的不速之客，始终保持着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平淡姿态。我没有思考我正在经历一个飞行过程。在只能以太阳做参照的漫无边际的虚空里，飞机游离于幻景与现实之间，仿佛和时间一起停滞。
我手中的佛经开始讲解佛的理想。“摩诃般若波罗蜜”是什幺意思？惠能解释说，“摩诃”就是大，虚空一般难以言状只能内心自然知照的“大”；“般若”就是智慧，洞察一切的产生于清净内心的能引领一切的智慧；“波罗蜜”就是彼岸，人成佛、佛引渡的终极目标，一个不确定的只能在心灵深处彻底了结的目标；连起来说，就是“大智慧到彼岸”。比照这样的佛理，惠能还试图阐述那种“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生命状态。
我对佛教理论谈不上有所理解，但我隐约感觉到，“本来无一物”的清净决不是以“虚无”就能解释的。比如，我在虚空之中，是真实的存在呢，还是虚空本身的幻象？是在行走呢，还是因为一种停滞而处于短暂的却又不知何时结束的状态？
飞机快速降落，佛的虚空立刻被眼前的真实代替。广州到了。
我“顿悟”的是：我之所以无助，是因为，飞机的飞翔并不是我的飞翔。
二、阳光下的乌托邦
在广州，必须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瞻仰的地方，是孙中山纪念堂。
清澈的阳光里，广场的地面泛着紫光。孙中山高大的铜像立在广场中央，挺一立的身姿、深邃的眼神、从容的步态，显出一种饱经沧桑之后的踌躇满志和大风大浪之前的安静。铜像底座周围，是占了广场大约一半面积的花坛。艳红的花朵大片大片开放，在绿叶上铺满密不透风的鲜丽的血色*。透过这些花朵，我没有理由不去想孙中山一生充满理想化色*彩的奋斗。
1892年，26岁的孙中山从香港西医学院毕业了。尽管读过不少西方政治典籍，但他给自己设计的人生之路是治病救人，根本没有想过要以己之力与清帝国政权对抗。于是，毕业后即先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由于医术较好，并且对贫穷病人免费治疗，因而行医“不满两三月，声名鹊起”。
然而对于现实世界的种种黑暗，他又决不能视而不见。当时，孙中山有点知名度，多少也算社会名流（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了，而且生活较为富足，于是热血沸腾的他认为“兼济天下”的时机已经成熟。1893年，他专程到天津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时政，开始了他的救国之旅。并不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他的上书如石沉大海。我想，也许那封微不足道的书信并未到达李鸿章手中。即使到了，李鸿章也不会注意。即使注意了，李鸿章也不会有所作为。即使想有所作为，李鸿章也注定会失败。所以，孙中山的上书，其实并无实际意义。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的大多数官员，也不会将民间的意见当回事。所有的民间人士写给官方的信件有一个旷古未有的称谓，就是“上一访信”。在某些官方逻辑中，民间给官方提意见，要求这些纳税人养活的官员们适当履行一下他们大会讲小会唱的职责，就是“上一访”，写的信就是“上一访信”，而凡“上一访”就必定会给官员们找“麻烦”，所以，对“上一访”大多置之不理或者惺惺作态一阵子，最后不了了之。至于那些以己之力为公益代言或“为天下请命”的人，他们常常不会放在眼里。当然，不被官员放在眼里，对于那些人来说，反而是好事，至少不会受到无情打击。如果让官员们对你“高度重视”了，那就表明他们患得患失的敏一感心灵觉得你的意见是对他们利益的潜在威胁，那你的苦难日子就要开始了。任何一个官僚占强势地位的体制，都不会保护对官僚“口诛腹诽”的人。
一个看起来极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中的知名人士，将洋洋万言的建议书送到他认定会采纳他意见的官员手中，自然抱以极大的希望。然而得到的却是比驳斥更难堪的沉默，失望之情可想而知。李鸿章没有也不会意识到，他的冷漠将一个对于帝国具有颠覆性*的叛逆者的容忍力推过了临界点。我想，当时他如果像今天那些高学历的官员看看建议书的题目，摇摇头，叹口气，说声“他懂什幺”，顺手签一句“阅。请某某同志阅”，至少也不至于让热血青年的思想立刻走向极端。
好在李鸿章对孙中山的建议书置之不理，孙中山开始心无旁骛地探索一种崭新的革命方式。新的革命，就是彻底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一主国家。从1894年到1905年，十年间，孙中山革命理想从“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zheng府”的模糊主张，进步到“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一主义，“新民国”的轮廓逐步清晰起来。同时，他也没有放弃任何一次武装革命的机会。1895年的广州起义，1900年的惠州起义，1907年5月的黄冈起义、6月的七女湖起义、9月的防城起义、10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2月的钦州起义、4月的河口起义，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以及1911年4月27日（－阴－历3月29日）的黄花冈起义，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直接领导的武装起义达10次之多。
中山铜像背后，是设计极具特色*的纪念堂。展厅里，一帧帧老照片更多地展示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及以后的奋斗历程。
理想主义者的奋斗，其成功也往往事出必然中的偶然。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立即在欧美各国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各国支持，并于同年12月25日回到上海。29日，在南京举行的17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到南京宣誓就职，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zheng府，组成了临时参议院，公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民一主意味的国家建立了！至此，孙中山以为可以大展宏图，实现自己建立民一主zheng府的理想了。
帝国之末季，各种力量在冲突中分裂、融合，每股力量的掌握者都各怀异志，都希望在中原逐鹿之中有所斩获。可是，当时又没有哪股力量有绝对优势，可以让其他力量服从。我们可以确信，孙中山是当时几乎所有派别都愿意暂时接受的人物。于是他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但是，当这些力量的冲突逐渐缓解，他们要寻求更强势的力量来维持这种平衡。他们认为拥有强大军队的袁世凯的更可靠。同时，从根本上来说，不论是军阀、还是地方绅士，不论是革命一党一，还是“旧势力”，他们都还在深深迷恋着旧制度。只有旧制度存在，强势群体才找得到在弱势群体之上作威作福的依据，而奴才也才能近乎本能地找到托身权门的理由。至于民众，他们中的清醒者近于麻木地发现，发生的一切，似乎与他们没有多少关系，更多的人，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幺。所以，辛亥革命还只是对封建制度的艰难破冰。当孙中山对于军阀力量的平衡作用发挥完毕时，他在民国zheng府中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两个月后，他提出辞职，并于4月1日正式解职。
前台墙壁上，镌刻着孙中山的遗训。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一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一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一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需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自知沉疴难愈，时日无多，而壮志未酬，孙中山的心情无疑是异常沉重的。
回顾40年的奋斗，孙中山从理想之中回过头来。他的最大贡献在于终结了两千多年年的封建帝制。然而，对于建立一个民一主国家，这才是开始。他的“三民一主义”，实际上只是一种理想。“三民一主义”的存在依据和主体，应该是“民”，当“民”只能作为一种概念化的、一抽一象的本体存在，而不能直接涵盖所有的实实在在的民众的时候，“三民一主义”就失去了现实基础。所以，他沉痛地说：“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一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不幸的是，民众似乎自古以来就是极难唤醒的。我难以评说当时民众的种种情况，但时至今日，都有人在抱怨，群众的民一主素质和觉悟太低，还不宜加快民一主建设进程。这些人，当然不是普通群众，在历史上或者现在，普通群众几乎是没有多少话语权的。这些人中间，有一党一政高官，有为一党一政高官代言的所谓专家学者。他们的潜意识里，民众依然是统治对象，民一主是他们这类“统治者”的恩赐，加不加快民一主建设，完全取决于他们。
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中国近代史教材或者文献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时，除了说没有唤醒民众之外，还往往认为当时没有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可是，这个世界上有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吗？有唯一的革命正义吗？
面对当今的种种怪事，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信仰虚化、目标现实、利益强硬的时代，所有说教都已苍白无力。或者说，社会人格已经在历经磨难之后分裂了、异化了，因而在一些人心目中，只有欺骗，才是真实。
所以，面对伟人的遗嘱，我想起了“阳光下的乌托邦”这个词。尽管不太情愿，我还是把它用作了这篇小文章的题目。
三、羊城之羊
公元前九世纪，靠近大海、被茂密的亚热带雨林覆盖的南国。
人们从中原向南迁徙。“誓将去汝，适彼乐土”，在“硕鼠遍地”、难以为生的严酷现实面前，他们选择迁徙。翻越重重叠叠的山岭，穿过遮天蔽日的森林，他们终于在一个村落安居乐业。这里土地平旷，湖泊众多，气候宜人。北方人带来的工具、农作物与家畜改变了这里的蛮荒状态，一个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经济社会开始形成。
楚国很快把这里并入其疆域，并建造了一个城邑，名叫楚庭。这就是广州的雏形。广州初具规模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名城，还是猎人弯弓搭箭的森林，或者是渔夫撒网捕捞的河泽。
昔日楚庭，如今已是繁华都市。只在越秀山麓，还有一块“古之楚庭”的石碑，依稀可以回忆当初的迁徙之路。
广州的繁盛，人们把它归功于羊的庇护。
天有不测风云。这一年，风调雨顺的楚庭开始“变脸”。在持续的水灾、旱灾、雹灾、风灾之后，田地荒芜，庄稼绝收，农民在绝望中苦苦挣扎。幸运的是，五位身穿红橙黄绿紫五色*彩衣、手持一株一茎六穗水稻的神仙，分别骑着仙羊，从南海的天空飘然而来，徐徐降落在这座充满死亡气息的城市。仙人把稻穗赠予饥饿的农民，解除了连年饥荒。又应农民的祈求，将五只羊留下，永世守护这里的丰饶、富庶和吉祥。
一千八百年后，北宋张励撰写《广州重修五仙祠》碑志时，还言之凿凿：“有五仙人，皆手持谷穗，一茎六出，乘羊而至，仙人之服与羊各异色*，如五方。既遗穗于广人，仙忽飞升而去，羊化为石。”
东西南北中“五方”对应青白赤黑黄“五色*”，早在西周时期，就是先民对容身的地面世界的理解。后来，又以五行相配，并杂以佛家、道家的领悟，这种理解更加完备。在祭祀中，潮汕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叫做“走五方”的宗教祭祀仪式。舞者身着五色*衣饰，随着音乐节拍，虔诚地移步换形，召唤和称颂五方鬼神，祈求五方鬼神的庇佑。
拯救楚庭的仙人显然来自“五方”，他们的力量与“五方”同在。他们走后，留在楚庭的五只羊，便代他们行使庇护这座城市的权力。以庇护者的姿态出现在一座城市里，广州的羊享有的殊荣可谓绝无仅有。在北方，羊就是粮食，养羊和宰杀羊就像种庄稼和收获粮食一样理所当然。任何一个牧民都可以走到他的羊群中间，对某只正在兴高采烈享用青草的羊一指：“就这只吧。”于是，这只羊就会在几小时后成为盘中一份普通的食物。而且，这是包括羊在内的一切被豢养者的宿命，每个人都不会有异议。
而在这座城市，羊也许已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羊是温和、仁爱、吉祥的象征，是“柔”的代表。它们对宿命无法改变，但在同伴被宰杀的时候，它们都会抬起头，以悲悯的眼光遥望虚空。它们不会逃亡，只会跟随人们迁徙。中原农民背井离乡到南方谋生之时，跟随他们的，是他们视为唯一财产的羊。羊的不同于牛的沉重、猪的蠢笨、狗的多变、鸡的卑微，对于同样受人宰割流离失所的农民来说，羊是伶俐、忠诚、坚韧、温驯的化身，是值得以豢养、占有的方式厮守的一种财产。让自己为数不多的财产，能够成为生存下去的依据，是那些农民的共同期待。所以养羊，是对希望的一种守护和塑造。而生存和富裕的希望，难道不是每个民族存在与强盛的守护神？
在儒家理念中，最强大的，不是先进的兵器、诡异的战术，也不是成千上万的军队、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仁”。孔子曾断言：“仁者无敌。”孟子还由此生发出在“仁”的层面上“养浩然之气”的理想。他说，有了“浩然之气”，就能做到“富贵不能婬*，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为某种使命奋斗的时候，就可以“虽千万人，吾往矣”。文天祥又将这种概念解释为“天地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这种正气，充塞于天地之间，超然于万物之上，当然是最强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州的羊也许可以作为一种附会于“仁”的动物，因为农业时代人类的理想而存在。
如今，广州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产业让农业空间越来越窄小，农业理想正在迅速淡化。有一天，也许会消失。产生于农业社会的远古传说和终极理想，最后也许只剩下越秀公园里的五羊雕塑，作为图腾存在。
但我仍然祝愿，农业时代的羊依旧能庇护现代化的广州。
四、珠江，珠江
在我的想象中，珠江应该是一条清澈、宽阔、灵动、充满王者之气的河流。
上善若水，善处下，所以能上。珠江之水，因为充沛而宁静，因为宁静而厚重。两岸河堤平一滑整齐，充满质感的水排成方阵向南海缓缓移动。没有浩浩荡荡的风浪，但河水依然在奔流。没有曲曲折折的冲刷，但河水依然把该带走的全部带走。在入海口，一切都交给海洋，江彻底消失。江之小，在于它面临的是海洋。江之大，在于它最后成为海洋的一部分。
二沙岛前，珠江波平如镜。正午的阳光在江面上散成一层薄薄的烟雾，两岸林立的高楼在水中投射一出清晰的倒影。极目远望，江流在高楼的前呼后拥之中向东延伸，看不见江的来处，却还可以看见江流在苍茫的远处随势转弯。在江边留影，我希望留下更宽阔的江面作背景。然而人太渺小，江太宽阔，同行的朋友实在难以用普通相机满足我的愿望。
二沙岛原是一个荒岛，一些渔民在此种植番薯聊以度日。如今，这里已是别墅遍地，旧贵新富聚居于此。高大的榕树，精致的绿化带，昂贵的户外装饰品，整齐停放的各种名车，使这里平添了财富堆砌的奢侈气息。与建筑与装饰繁华奢侈相比，我觉得珠江在默默流动中显出的，是平静与高贵。
珠江经虎门入海。两山分峙于两岸，形似两虎守江，故称之为虎门。
1839年6月3日至28日，林则徐在虎门外的海滩上，用了23天时间，将两万多箱鸦片销毁。从1840年6月到1842年8月，两年两个月，珠江见证了战争的无奈和弱小的屈辱。然而中国充满苦痛、血泪的近代史，才刚刚开始。
站在虎门大桥上眺望江流，江的浩淼、海的博大一览无余，可我并未为之震撼。我清晰地感受到，历史深处的疼痛，正由呼啸的江风里一脉一脉地向风中的每个人递送。沙角、威远、镇远、靖远四大炮台强力扼守，白须如雪的水师提督关天培誓死抵御，英国人的战舰还是轻而易举地穿过这咽喉之地，进入虎门。电一影《鸦片战争》逼真地再现了当年战争的惨烈和勇士的壮烈。可是，在历史背面，我们却不能不感受到，对于血性*男儿而言，用落后别人上百年的武器作无畏的抗争，牺牲，实在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164年过去，江水冲刷，历史的血痕正在慢慢消失。但是，民族耻辱的记忆却应该更加清晰。没有自豪感，是可怜的。没有耻辱感，是可悲的。以自豪感代替耻辱感，是极其危险的。虚无的自豪面前，耻辱感的利刃应该无处不在。
所以，珠江的王者之气，灵动之韵，当从承载和面对历史耻辱的记忆中，向繁华的现代都市发散。
五、南华之禅
一条不算宽阔的石板通道引领我们走进一个不大的广场。广场里还有几个并不精致的花台，很随意地点缀些红白的花朵。广场两边，卖香烛的小店铺一字排开。广场通道的尽头，矗一立着高大的石质牌坊，上书“南华禅寺”。几只鸽子在牌坊檐翅上很自在地走来走去，并不急于飞走。斜晖脉脉，四野寂然。
我们到了南派禅宗的圣一地南华寺。
穿过牌坊，才是寺的正门。几名工作人员有些冷淡地接过门票，告诉我们，半小时后，他们就要下班了。
几只老龟停在水面，没有人惊动它们，它们也没有自己惊醒自己。一尾红鱼极其缓慢地穿过老龟之间，忽然就消失了，仿佛从未出现过一样。水因为一种很重的深绿，而显出凝固一般的幽深来。
一个巨大的香炉搁置在大殿前狭窄的小院子里，一些香还在散出丝丝香烟，一些已经完全熄灭。斑斑烛泪，散落在香炉边沿，已难以分辨出新旧。香炉后面的架子上，悬挂着一只古钟。锈迹遍布、伤痕累累、不见一丝生气的古钟，让我想起，也许在多年前，确有一位古钟一般的和尚，一世苦修，在生机殚尽之时，仍然相信自己的声音能穿过天庭，到达极乐世界。
梯道之间，是古老的浮世石雕。我不知道佛经里关于浮世的诸多掌故。石雕出现在这里，是一种装饰，还是整个寺庙对善男信女的叙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尽管石雕被玻璃保护起来，还是有很多硬币和小钞塞到了石雕表面，和玻璃上的灰尘相映成趣。
因为参观时间已过，所有大殿都大门紧闭。穿堂外，一名年轻女子正对着同样由玻璃保护的韦驮神像倒头跪拜。高大威猛的神像和脚下纤细的女子形成一种奇妙的平衡，一截短短的台阶仿佛自然的杠杆。夕阳随意地留了一丝光线在上面，那台阶有些神秘莫测的味道。
树影里，疏疏地走过几名和尚。有的已是垂垂老者，有的还青春年少。对于游人，需要普渡的众生之中的一部分，他们似乎并不关心，因而显出很漠然的姿态来。
选择出世的生活方式，对于很多人，都是很艰难的。清心寡欲，作为一种生活，决不会得到主流的认同。当佛教教义给所有的信徒贴上普渡终生的标签，这种生活其实很沉重。“极乐世界”虚无缥缈，而现实世界必须以两种精神做支撑——感恩的心态和献身的勇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内心彻底干净，才能去普渡终生。可是矛盾在于，也许穷其一生，都找不到这样做的意义。
我常常翻看佛经，希望能读懂佛本身的含义。所以在卖佛经的地方，我停留的时间最久。卖佛经的是一位中年妇女，面色*苍白，头发凌一乱，一问一答之后，便不再言语。我毫无目的地挑选一阵，最后抱着厚厚一叠经书走出去。我相信我能读懂这些经书，虽然我对书中倡导的生活方式不太认同。
很多人都再探讨生活的本原及其意义，并且为生活设计了模板。于是形成了不同流派的哲学和观点各异的哲学家。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几乎每个哲学家都认为人应该按照他所设计的方式生活以及思考，否则，就是无意义的生活。比如，苏格拉底捍卫理想的勇气是值得所有人敬佩的，然而因为他的完美道德观被认为是“道德价值非自然化”，尼采却说他是“人类发展史上最不自然的变一态者”。
佛教教义是宽容的，“放下屠刀”尚且可以“立地成佛”，何况其它呢。
惠能和尚进一步把人们从苦修中解脱出来，说“一悟即至佛地”，强调“智慧关照，内外明澈”，而且“不悟即佛是终生，一念之悟，即终生是佛”。尽管我不懂佛经背后，惠能想真正说明的是什幺，但我丝毫不怀疑这个受尽人生苦难的和尚的真诚。
上世纪三十年代，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将军重修禅寺，他题写的匾额、门联比比皆是。后来又几经整修，才有如此规模。可是，史籍记载，唐时接受皇封之时，当是鼎盛时期，那幺，那时又有怎样的盛况呢。
过讲经堂，听到醇厚的讲经声：“一朵快乐的莲花养在心里，你就会时时快乐，也会把快乐带给别人……”推开门，却是在放影碟，大殿里一个人也没有。
出寺时，大门已关闭。侧门边的小亭子里，几名年轻和尚——应该是佛学院的学生吧，正和两名抱着孩子的年轻妇女谈笑。
我想起惠能和尚那段着名的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可是，世间事，了犹未了。
六、路过丹霞山
仁者乐山，是因为山的安静、敦厚、宽和与廓大。南来北往的过客翻过荆棘丛生的丘陵、涉过清澈或者浑浊的溪河，在这里停留、仰望并且震撼。
那是怎样的山啊。如刀劈，如斧削，如泼洒，如雕琢。残阳如血，漫山遍野的嶙峋山石精光闪耀。那山的光芒比阳光灿烂，比鲜血红艳，一瞬间充斥天地之间。对过客疲惫的心灵，这光芒的撞击力量比任何一种光芒都强大，比任何一种震荡都剧烈。
在丹霞山，古书中“灿若丹霞”的句子，让我想象并确信有人浴着光芒而幡然悔悟，有人被光芒击倒而快速逃离。
午后，清新的阳光慢慢消隐在若有若无的风里，天气更加燠热。穿过雕刻着地址公园名称和标记的大牌坊，我们见到的是一排长长的台阶。台阶在葱茏的竹木之间，向山上行进。这就是通往丹霞山主峰的道路了。丹霞山是南国四大名山，又因其典型的红砂地貌被评为国家级地质公园。我想发现的是，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山水风光如何能够进入我的心灵深处。
同行者说，这山怎幺能和四川的青城、峨眉相比？还是不去看了，到过就可以了。于是有些无聊地在门口留影。幸运的是，我还是鼓动了几个人和我一起上山。走过台阶，只有狭窄的山道。沿山道上行不足五百米，变故就发生了。雨说来就来。几滴雨点之后，便是倾盆大雨。
躲在路边的岩洞里，看无边无际的雨，听晨钟暮鼓一般的雨声，我忽然感到有些茫然。当山水和大地在我们面前纤毫毕现，我们确信自己看得很清楚，并且已经拥有到达而不是路过的感觉了。然而，在这突如其来的无边烟雨中，我们是否看见并且拥有？山因为雨而喧哗，因为雾而飘摇。丹霞主峰的八十多处文化遗迹，是否在烟雨之中重新鲜活？这是我所不能看见和理解的。
雨住，一切喧哗戛然而止。下山，远远看去，山愈发显出清新灵动来。可惜我们已经没有再上山的时间了。
工作人员说，我们应该到另一座山去看看。
阳元山。淡淡轻雾之间，赭红的山石突兀而起，其形其色*，酷似阳元，山名因此而来。和这座山相对应，还有一座－阴－元山。
生一殖崇拜应该是人类最原始的永恒的崇拜了。从古老的岩画到宋明的春一宫图，从女娲的传说到天仙配的传统剧，无不濡染着生一殖崇拜的氤氲之气，就连佛教的摩崖石刻，也剑走偏锋，衍生出“送子观音”之类的生一殖之神来。因而很多地方，山水因其形似而成为景点。
我没多看，只随众人留影。
车向广州方向行驶。山留在身后，留在动静之间。
远了。我突然想，我是到过呢，还是从来没有？
我们常常对风景没有留下印象，只是以“到达”某个地方为满足。可是，经过的仅仅是某个地名，没有在心灵上留下任何痕迹，能称为到达吗？最多就是路过吧。
我们是因为“路过”，而快速逃离。
七、曹溪的月光
温泉有种让人窒息的力量。在曹溪，滚一热的池水在煮沸我血液的同时，也让我的思维几乎停顿。我知道，这样的春夜，一切都可能变得虚无缥缈。何况，此时，我身处遥远的异乡呢。
天空高远空旷，一轮孤独的月游弋在虚空之中。
温泉池周围的树木、灯火、房屋慢慢虚化，只有月亮和天空异常真实。
我不知道该思考什幺。在虚化的背景里，心底各种隐忧容易沉渣泛起，扰攘之间，反而更加喧闹。我已经习惯在繁忙、劳累中生活，习惯以繁重的工作去减轻各种压力带来的恐慌，难以享受虚空中的安静，尽管我真的很需要安静。
我把头靠在一块石头上，有点恶作剧似的闭上眼睛。然而我还是更清晰地感觉到，月亮正静静地向我走来。那是一种寂寞而不失优雅的姿态，充满清澈的渴望，却永远若即若离。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当年张若虚写这样的句子的时候，或许也有相似的感受吧。只不过，他追求的是彻底投入的思念，那思念有时就是生命本身。而我，眼前是玻璃般的虚空，偶尔留下的光波一闪即逝。
从温泉出来，已是午夜。月光清亮，一地纯洁。
我想，邻近的马坝人遗址此刻也有这样的月光吧。马坝人生活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属早期智人，仅具有直立人的原始特点。20万年过去，曾经强有力的群体只留下一个成为化石的头盖骨。这个粗糙的头骨此时一定保存在层层密封的保险之处，恐怕无缘装满当初清亮的月光了。
多年后，是否会有人对着我的骨头，发出类似的感叹？
不远处，有着名的南华禅寺。那是禅宗六祖惠能讲经传道的地方，几经兵燹而香火依旧鼎盛。可是，谁能真的就像惠能和尚说的那样“顿悟”呢。
朋友来电话说，看了我的文章，很感动。
人往往容易沉浸在一种情绪中，把一种情绪当作思考的唯一理由。心是小小的池，情绪的水很容易将它装满。但谁也不愿意情绪之水漫出池外，于是那水的翻滚、冲刷、沸腾，个中滋味，只有心的四壁、那些脆弱的墙去承受了。
为什幺不可以把那些情绪飘散成月光呢。在某个深夜，让心的月光铺满空旷的大地，一切都会变得自然、宁静。尽管自己可能就是孤独的月亮，但有时，在孤单里纯净，一定是最大的幸福。
我想，今夜曹溪的月光是最美的月光了。因为，她轻而易举地，把温泉洗得干干净净。
八、梅溪的疼痛
走进珠海梅溪村，迎接我们的三座典雅精美的石牌坊。这是光绪皇帝御赐首任清zheng府驻檀香山总领事陈芳的古建筑物。
陈芳是珠海的骄傲。1849年，当他因家贫飘洋过海到美国檀香山谋生时，他和众多被称为“猪崽”的华工没什幺两样，没有人能预料他以后创造的辉煌。然而，他依靠从叔父手中接过的小店逐步完成了原始积累，然后投资糖蔗产业，终于成为了檀岛第一个华人百万富翁。锦上添花的是，他娶了夏威夷公主并在皇室担任要职，后来又被任命为清zheng府驻檀香山总领事。
令珠海人更为骄傲的是，异乡的繁华并没有留住陈芳。1890年，陈芳选择了落叶归根。他变卖了在美国的全部资产，举家回乡，在梅溪置地筑庐，种置果园，以娱晚景。回乡后，陈芳乐善好施，扶危济难，赈灾修路，整理村容，兴办教育，时称陈芳复兴梅溪。陈芳之举,颇得朝廷欢心，光绪皇帝两次御赐“乐善好施”、“急公济义”题额的石制旌碑牌楼四座，以铭嘉励。石牌坊采用榫卯方式构造,刻有瑞兽、花果、人物、书法和八仙图案，雕刻精美，巍峨壮观，它与梅溪林内的凉亭、祠厅、庐墓、桄榔、山川、田园等相映交辉,别具风韵。
工作人员介绍说，文革期间一座牌坊被毁，三座留到现在。我为牌坊庆幸不已。文革期间，什幺东西不能毁灭掉？集封建官僚和资本家于一身的陈芳，牌坊居然有三座完好无损。后来才听说是因为村民拼死保护。我不得不承认，不论以什幺样的名义污蔑、抢劫、迫害、摧一残，善良、美好和公道自在人心。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终究是正义与美。
陈芳故居中西合璧,集英格兰、夏威夷、中国古建筑风格于一体，简约不乏精美，雕饰不乏庄重，雅致不乏亲切。尽管历时百年，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烟火气息。在正房的椅子上坐下，同行者说，我们合张影吧。手放在两椅之间的几案之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握在一起。可惜我至今没有看到照片。我想，应该很不错的，因为当时感觉挺好。
一间家庙的庙堂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牌坊。北方的牌坊古朴、凝重、庄严、大气，隐隐有些霸道的意味。南方的牌坊却在精细里透出庄重，在绚丽中蕴涵冷峻。不论是哪种牌坊，都是对一种特殊位置的标记和界定榜或者对一个特殊情形的肯定和张扬。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牌坊来凝固认识区域，这种牌坊现在还有，但极少了。也有以牌坊树碑立传的，但自己给自己立的多，别人立的少，老百姓给官员立的似乎更少。
另一展厅里，我见到了苏曼殊的腊像。他和陈芳、容闳等众多的珠海籍名人一起从从容容等站在灯光下，须发眼波，历历可见。我想起了徐志摩写给他的几首情真意切的诗，心中不免恻然一动。
故居外，有与故居格格不入的舞狮表演，还有人叫卖被当地人称为“三条十块钱”的“珍珠”项链。也许浮躁和喧嚣是针对我们这些过客发出的，至少我不希望在这里有过多的内在的浮躁。
简介材料称陈芳是当时“华人的精英”。我想起了时下颇为流行的“精英”的称谓。精英，应该是一个群体的奋斗榜样，代表着社会良心。我想，陈芳被称为“精英”，或许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的财富来源于自我奋斗，他承担了社会责任，维护了社会良心。而当今，占有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的人，他们的绝大多数财富有的无法在阳光下说明来源，有的是在体制空间里对绝大多数人的巧取豪夺。他们无法称为群体奋斗的榜样。他们疯狂地贿赂官员寻找权力代言人，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官商勾结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景观和让所有人忧心忡忡的恶性*循环。因而他们也无法代表社会良心。于是，他们又心甘情愿地回归到一个很中性*的称谓上，那就是对大多数人都适用的“既得利益群体”。
所以，还是要感谢一些称“没有义务给穷人盖房子”、“房奴源于不理性*消费”的自认为是“精英”的人们。他们还能在放肆的上窜下跳中让社会肌体感受到疼痛，让在“八荣八耻”的教育里熏陶的人们懂得有一种精神叫“恬不知耻”。
也许如今的梅溪，在陈芳的牌坊和腊像前，已经开始在体会那种疼痛。
九、海边的梦想
螺髻轻挽，双手托起鱼篓和渔篓里的珍珠，高举在螺髻之上。那张俊美的脸，那双明亮的眼睛，那袭白衣和完美无暇的躯体。我知道，那就是传说中的东海渔女了。
海风吹。海浪汹涌，云雾弥漫，一切都在近在咫尺的云雾里消失。那渔女应该是一盏灯了，她的四周，明亮得让人难以置信。站在礁石上，我不在意了尖利的石头或许会让我鲜血渗流，我只想在光晕里看清远方的岛屿。同行者说，今天风大，过几天吧。于是我们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在礁石上以渔女为背景留影。
背后是一条叫情侣路的大街，据说全长近三十公里。午夜到珠海的时候，没有看到情侣路上的情侣，没有看到传说中神圣的渔女雕塑，倒是有三三两两打扮妖艳、神态疲惫、语言暧一昧的年轻女子晃来晃去。我们匆匆地走，只想找一处小吃摊子，温饱清瘦的胃。我们坐下来，刚喝了一杯酒，邻座传来孩子的哭声。一个同样衣装暴露的女子在打电话，诉说并且哭泣，好象还喊着“妈妈”。小吃摊子的四川老板似乎想说什幺，但望了望前面的路，终于什幺也没说。
所以我想情侣路散步的情侣应该不多吧。在生存竞争激烈的地方，情侣也许分成了处于两个极端的两类。一类是出入于各种娱乐场所、咖啡厅或者遥远的风景区，一类还在疲惫地以工作支撑彼此的生存。前者决不会在情侣路的海风里“辛苦”地浪漫。后者没时间这样，一个劳累的躯体靠在另一个同样劳累的肩膀上，便是爱情的全部。
所以我还是要追忆东海渔女的传说。据说南海龙王的女儿来到人间，为人间的美景所动，于是化作渔女，采珠拾蚌，快乐地生活在人间。不幸的是，她爱上了一个叫海鹏的青年，而海鹏偏偏有听信朋友的话，要取渔女的手镯为爱情信物。那手镯是南海龙王束缚女儿的东西，只要手镯离手，她就会死去。然而痴情的龙女还是取下手镯，并猝然倒在爱人的怀里。九州老人引导追悔莫及的海鹏找到了需要男人血液浇灌的还魂草，海鹏日日以血液浇灌，终于育出茂盛的还魂草，挽救了爱人的生命。成婚那天，龙女找到了最大的珍珠，高高托起，照亮了整个村庄和海面。
“还魂草”的传说有很多版本，但都与心与身的相许有关，与爱情有关。在那些时代的观念里，爱情是值得付出身体和生命的事物。我不想以现代的“快餐爱情观”评述传统的渴望。我一直以为，“爱情”的异化源于人际关系的纯物化。当付出与理想化的目的错位的时候，是社会肌体本身在腐烂。
所以当我们在渔女身边合影的时候，还是让我们珍惜渔业时代的梦想吧。
十、茶醉酒醒
与成都相比，深圳的茶楼似乎比较稀缺。朋友说找个地方喝茶，居然从红岭路找到了福田区。当然，这里是另一朋友稍稍熟识的地方。
朋友说深圳的治安情况不好，“在大街上走，说不定一砖头拍过来，你的手机和钱包就成了人家的了。”不过随后他告诉我们，他学过武术，跟他走“很安全很安全”。我确信这世界上有许多不怕“砖头”的武术，所以走在大街上还是很轻松。甚至希望有砖头拍过来，好让我看看朋友的功夫。
在很好的铁观音面前，“砖头”的形象渐渐消失。自称来自漳州的茶艺服务员身形窈窕、面容姣好。很安静的一颦一笑，在升腾的水汽之中，慢慢模糊起来。几杯茶放在桌子上，水汽慢慢消失，才显得清晰些。灯光有一种很干净的朦胧感，柔和而不暧一昧。茶桌和座具，以及屋内的许多装饰品，都是质的。朋友告诉我，这些竹来自眉山青神县，由他们的竹艺公司提一供。茶楼的老板，一位健壮的中年女人，似乎是来自湖南。我想这也许是深圳的特色*吧。
在湖南人的茶馆里，坐在四川的竹子上面，喝漳州女孩冲泡的武夷铁观音，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
在朋友眼中，我是那种对茶比较醉心的人。
家乡老屋外，有一块贫瘠的土地。早年，父亲在这块好像没什幺用处的土地里种上了茶。很小的时候，我就成了侍弄茶树的“主要劳动力”。我喜欢清瘦虬曲的茶树枝干，喜欢枯涩清淡的茶叶香味，喜欢茶树在青草红花之外的那种落落寡欢的寂寞神情。所以我很认真地拔草、施肥，很尽心地守护茶树生长的每一时段。茶叶不必经过精心制作，炒过一定火候就可以了。色*极深，味极苦，久喝细品，才能体会苦涩背后那种清新丰润的味道。后来，学会了选、炒、一揉一、筛、簸、流、分、晒、晾等手工制茶的工艺流程，亲手炒出的茶苦涩少了些，清甜多了些。每年回老家，总想一展身手，可是常常错过采茶季节。父亲不喜欢我炒的茶，说还是苦点好。不过在他去世前几年，我回家炒茶，几乎是父亲的节日。他心甘情愿给我当助手，茶一干，就迫不及待泡上一盅，喝得满头大汗。
许多年过去，我知道滋润了我少年时代的那种味道不会再有，但我还是在努力寻找，甚至希望有一种经常的附会。每去一地，有茶必品。不说铁观音、龙井、普洱等名茶，就是各地产量很小的茶，我也尽可能去品味。最后我终于明白，我根本就不懂茶也不会品茶，我只是在寻找那种苦涩的味道。
酒杯大小的杯子，一杯茶，朋友要喝很久。我惭愧地承认，那才是品茶。而他们谈论的话题，古今中外，海阔天空，让我无法把握。印象深一点的是，两人为“抵制日货”的利与弊争论了至少一小时。我不懂这样的话题，只能认真听。茶味柔和清澈，应该是极为提神的，可是我竟然觉得有点醉的味道，眼前老是晃动着在各个地方喝茶的模糊影象。
午夜两点，我和同伴终于告辞了。灯火通明的大街上，很少的行人，匆匆地走，绝不旁鹜。当然，更没有人挥“砖头”。同伴分析说，这就是深圳的生活方式吧，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之余，在茶楼喝茶谈天，是一种身心的放松，追求的是形式，不是内容。
心有不甘的同伴提议去喝酒，我立刻响应。于是在一处卖廉价海鲜的大排挡，我们毫不犹豫地要了一打啤酒。在旁人惊诧的目光中，两个面容清瘦、戴着眼镜的“文弱书生”很狂一热地将杯子碰出很响的声音。很快，“肴果既尽”，只有两瓶余酒。
一看表，四点了。我们起身回酒店休息。大街上的风清凉起来，还有舒缓的音乐从远处传来。朋友说他们还在茶楼里。茶楼里的情景很清晰地出现在我面前，但却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