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个树的故事。
我在欧洲的家，有一个院子，里头有五株松树、两株苹果树、一株樱花、一株梨树、一丛跟房子一样大的欧洲茉莉。靠书房的那株松树长得特别快，婷婷伸出的松枝一年就增长三十公分。树干一圈一圈加粗，像小孩儿抢着长身体似的。
然后书房外面的那面墙脚，开始出现八爪裂痕；我们知道，松树的根也在地下长，跟房子争地盘了。不处理，房子要坏。
我们站在松树下，讨论是否不得不砍树。十岁的儿子在不远处他专属的菜圃上，正趴在土上种番茄。听见我们的谈论，他晃了过来，说，“松树干直径已经超过六十公分，不能说砍就砍喔。”原来村里的树木保护法规定，即便是你自家院里的树，树干直径超过六十公分就得事先取得村zheng府环保办公室的许可，才能砍除。
我看着这身高不到一百公分的小鬼，脸上都是黑泥巴，心里着实惊讶：学校的公民教育、绿色*教育真厉害，让一个十岁的小孩都知道树木受到什幺样的保护，还回来教训家长！
一九九九年秋天，我开始在台北市zheng府作公务员。有一天收到一封老太太的信，字写得大大的，墨水很浓，看起来就是一封情感激动的信：一条计画道路要穿过她家门口，因此要切到一株老樟树。这株老樟树，她说，起码有几十年，如果不是上百年的岁数了，树冠浓密美丽。社区居民对这树充满感情——树小的时候，老人家是孩子；人老了，树也大了。能不能不砍？老太太甚至愿意把自己一部份的房子捐出来，如果树能留下。
我们就召集各个工程部门共同去会勘这棵树。真是一株漂亮的老树啊。樟树树干颜色*黝深，纹路历历如图案。树叶层层叠叠，发出清香。放学归来的孩子们在树荫下嬉闹，鸟雀在头上的树丛里追逐。有了老树覆盖，再粗陋的巷子也变成温馨甜美的家园。
协调之后，工程部门同意留树。历史就被创造了：第一次，计画道路为一株老树转弯。人们承认了：树，才是一个城市里真正的原住民，驱赶原住民，你是要三思而行的；不得不挪动时，你是要深刻道歉的。
市民的来信更多了：“一整条马路两旁的栾树，上百株，突然被砍光了。我可是从幼稚园起，就每天走那条路上学的。”“河边一大片空地，本来有几百株大树，鸟很多。建商在一一夜之间全部砍下，变成光秃一片，街坊邻居们都很伤心。”
我们才发现，那砍树的，从来就不是市井小民的个人行为。城市里头树的最大杀手，其实有两个，一是zheng府的工程行为，一是私有的地产开发。工程行为一心只思考硬体的建设，造桥铺路就是目标；地产行为一心只思考金钱的利益收入，最大的楼地板面积带来最大的利润。至于树木与居民的历史情感、绿色*环境带来的生活美学、或者“树木是原住民”的生态哲学，当然不在工程手册和建商契约里。这种工程和开发行为，一砍就是成千成百的砍。而你不可能像抢救老樟树一样，一株一株去救。牵涉工程目的和经济利益，你也不能诉诸于道德劝说。在法治社会里要解决问题，还是得用法治的手段。原来林林总总的法，保护不了这些树。
于是我们开始立法。专家学者花了上千个小时的细节讨论，各层公务员花了不记其数的加班夜晚，在老太太为樟树求情之后的三年半，台北市通过了“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从此以后，不论是zheng府工程或是私人开发，动工之前必须先把该保护的树木给保护起来，才能取得动工的许可。一个新法的执行尽管可能磕磕碰碰，而且还得依实际情况不断修订，但是这个法最深刻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人文价值渗透工程思维，价值改变，一个城市的面貌、气质，和内涵，从此不同。
然后有一天，十岁的孩子也会告诉大人，嘿，这棵树可不能砍。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