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姐是下岗工人，在一次“再就业”公益活动中被招进报社当清洁工。她每天必须在上午和下午各打扫一次厕所，然后还要拖两次楼道，除此之外，她还必须在编辑和记者工作之前抹干净他们的桌子和电脑键盘，并将桌下的垃圾带走。这些工作相对于她一米五八的娇一小个头来说确实显得沉重了些。而且，相对于她一个月三百元的收入来说，则更显得有些不近情理。但艳姐却从未因此而懈怠。因为来报社之前，四十岁的她在劳务市场碰了太多壁，她说，三百元虽然不多，但总能贴补儿子在学校里的伙食费。
活儿再多也有做完的时候，做完活的时候是艳姐最难受的时候，她本可以坐下来看取之不竭的报纸，但总觉得不适合自己的身份。
但就在这时候，艳姐找到一件事。确切地说，是事找到了她。
这是一个无聊的下午，艳姐像往常那样做完了自己的工作，坐在办公区门口与保安有一句没一句地拉着家常。这时，从外面来了一个乞丐样的年轻女子，她背着一个硕一大的包裹。看样子走了很远的路，很疲惫的样子。她几乎是扑着进了报社的门，眼神极像急切冲进庙门的祥林嫂。不用说也知道，这又是一个心里有冤屈的人，像她的许多同类那样，在有关部门碰得没辙之后，把最后一把希望押到新闻媒体。
如果这些可怜人所遇到的难事仅限于小孩走丢一了或亲人治病没钱医或考上大学没钱读之类或受到村支书以下级别官员的欺负或遭到三个门面以下的商家欺诈的话，大多数记者还是愿意伸出援手的，因为这些都是不错的新闻线索，把当事人往镜头前一拉，搞个声泪俱下的特写镜头，然后再写一段让人动容的文字，文章后面加个援助热线之类，既助人又助己，其乐融融，皆大欢喜。
但事实上，找到报社来的大多数都不是幸运者，不是拿出几斤重的上一访材料的老者就是十几年前胜诉官司至今没有执行的伤残人士，要幺就是祖屋被强拆。用新闻业内人士的话说，这些都是“高一压线”人士，谁碰谁倒霉。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做出稿子大多发不出来。即便万一中的万一报出去了，也难保不是一个“惨胜”的结局。因此，每当遇上这类事，所有编辑记者都是避之犹恐不及的，一个个与来访者的关系像同性*的电子一样，始终保持一段距离。心好的，大多装着看看材料，送上一声同情的叹息，然后自己忙自己的事，任来访者在那里自言自语。心狠点的，则直接叫保安。
那天那个青年女子恰属后者，遇上的是报社无法帮她的事，保安是个乡下后生，他让女子进去，碰遍了所有部门，最后灰溜溜地回来。最后，他向那可怜女子提一供了最后的帮助——给她一把椅子，让眼看就要散了的她坐坐。
她就坐在艳姐身旁。
艳姐成为她惟一的听众。
她讲着，哭着。
艳姐听着，也跟着抹泪。
那天，艳姐听她讲听得忘了下班，几年里第一次错过给老公做晚饭的时间。那年轻女子走时，给她磕了头，感谢她能听听自己心里的憋屈。
自那以后，艳姐工作之余就多了一些事——听那些没人接待的来访者讲自己的故事。在那些绝望的人们眼中，她毕竟是报社的一员，尽管她的工作与记者有天大的差别，但他们不知道。
艳姐也知道这种差距，于是，努力想缩小它。起码，在外形上也可以做这种尝试。
人们发现艳姐突然爱打扮了。她破天荒买了女记者们爱穿的套装，梳了女编辑常梳的发型。她穿这身行头扫厕所显得特别扭，如果不打扫清洁则确实有点像个新闻工作者了。
这样，隔三岔五陪那些上一访客的，俨然是报社的一个工作人员了。艳姐依然听他们讲，并陪他们流泪。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幺会这样。
这种状况被一位专写卧底报道起家的副总发现了。这位一贯从坏处着眼看人的领导恰好主管后勤工作。其时正值报社每年一次的整风活动，他觉得这个清洁工有冒充记者的嫌疑，而这背后，很可能还有什幺不可告人的东西。
保安科和后勤科联合调查，看艳姐是否冒充过记者？看她在这种冒充中捞取过何种样的好处？她是否有向来访者收取和企图收取钱物的行为？
在接受调查时，艳姐说自己从未主动向别人说过自己是记者，只是含混地说自己是报社工作人员，只是别人叫自己记者时，没有明确否认而已。至于得了什幺，那些人身上除了投诉材料和虱子之外便只剩下悲伤了。他们把悲伤分了些给我。
调查人员认为不可理喻，问她动机是什幺。她回答说：想这幺做就这幺做了，没有动机。
大家不相信，于是决定加大力度，去找那些来访者来调查。报社一位中干看不过眼了，悄悄将这事报告给老总，老总是一位干了三十年新闻工作的老人，他听了这事之后，沉吟了很久，叹息说：想不到本报没有麻木的竟只剩一名清洁工人了。
他当即下令不要再查了，并让行管科给艳姐安一张办公桌到门口，立一个“接待处”的牌子，让她在做完清洁之后，可以体体面面地代表报社陪那些可怜人流上几滴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