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不能只是“恶”搞

所谓“恶搞”，是这样一种表达形式：通常瞄准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事件、作品，以文字或图像为手段，通过剪辑、重组，形成新的“作品”，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思想感情，借以消解崇高、颠覆道德、重估价值。它们通常能够获得一定范围的赞赏，迅速为自己赢得眼球，产生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恶搞”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一方面，它是对伪崇高、假道学和泛政治化意识形态的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它在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中超越了必要的底线，由讽刺伪崇高而走向亵渎崇高，由调侃假道学而走向蔑视道德，甚至玷污以董存瑞为代表的一代英雄形象、以雷锋为化身的理想人格。这就不能不使人感慨：当讽刺滑一向没有道德皈依的“恶搞”、当幽默沦为庸俗无聊的“饶舌”，它事实上就丧失了原本应该具有的部分批判功能。

文化的本质在于建设和创新。而“恶搞”貌似“创作”，实则借鸡生蛋、借力造势，是一种没有出息的寄生状态，因为它们并没有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深刻，也不具备宣判“上帝死了”的思想资格。有些人只是盲目追求“娱乐无极限”，却不知“道德有底线”。那“底线”，就是寄托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全部思想感情的基本价值判断，是黑格尔所说的“夜晚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对于世界杯上马特拉奇式的“恶搞”，齐达内只能奋力反击，否则他不仅不是齐达内，而且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了。

在繁杂的后现代武库中，“恶搞”其实并不是什幺新兵器，它不过是讽刺与幽默的过度延伸，是杂文家“哀而不伤”、运用适度的表达手段而已。但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容易变成谬误。杂文家与“恶搞”者的区别，恰恰就在这个度的把握上。

当然，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环境中，“恶搞”也许没那幺可怕。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以“恶搞”为能事，以群体狂欢代替严肃创作，除了“恶搞”拿不出更像样的原创货色*，那就不免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