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竹先生在《谁是天下最敢胡说八道的人》的文章中说:西方国家曾对谁是天下最敢胡说八道的人进行过一次排名，占据第一名的人竟然是专家。但我以为，星竹文中所列举的那些专家在老百姓的心中也许压根就不是专家，因为真正的专家不是商人用货币买下的吹鼓手，他们应该是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为了人类的福祉发表着他们独到的见解。比如这几年备受指责的气象专家，他们对暖冬、严寒、多雪、少雪的预测是有过失误，可他们真的是在根据科学的数据在“胡说八道”。如果没有气象专家的“胡说八道”，我们问天时还得去找过街的蚂蚁，找提前出洞的土拨鼠不成？我们不怕气象专家们预测得不准，我们就怕气象专家们担心人们的指责后，而坚持“沉默”的“金子原则”了。
自然领域学里的专家们无论怎样“胡说八道”都是有根有据的，你就是拿出巨资来鼓励他们违心地制造真正义上的谎言，他们也不会干。即使他们的“胡说八道”已被证实是错了，最懊悔者也不是指责他们胡说八道的人，而是专家们自己。他们懊悔的不是自己的胡说八道，而是对“未知领域”探求的又一次失败。
其实胡说八道，另一层面的含义是畅所欲言，我们这个时代好就好在允许专家们“胡说八道”了。在“一言堂”、“一个声音”的年代，专家们“胡说八道”更多的时候不是因为错了，而是不符合某些人的“标准”后被扣上了“胡说八道”的帽子。当年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被批为“胡说八道”，1957年黄万里先生因对建三门峡水库提出了“不可行性*”的报告而获罪。如今已证明他们都是正确的，可惜那时是不许专家“胡说八道”的。
我们稍加回忆就会知道，凡是允许专家们胡说八道的年代，都是一个繁荣昌盛的年代，有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才让中国的思想史上有了灿烂的星空，若不许专家们“胡说八道”，就不会有古希腊时由“传统思想统治”转变到“自一由批判”的时代，又怎幺会诞生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
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应该能容忍专家们在各自的领域里“胡说八道”。即便是真的错了，即便是错成严重的后果，我们也应该容忍——因为，不让专家们“胡说八道”的后果会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