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七八月份，我的电话就热闹起来，平时联系多的和没有什幺联系的朋友接二连三地开始拨打我的电话，了解高考的分数、分数线、录取情况……在他们眼里，我俨然是教育考试机构的负责人。
其实，我不过是一个教育记者。宣传报道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典型，那是我的主业，朋友们如果找我帮助报道某个学校先进的办学理念，某个老师某为人梯的奉献精神，某个学生自强不息的治学态度，那我倒是乐意拔「笔」相助。可是，朋友们多半时候找我不是打听招生录取情况，就是要介绍实习单位，甚至还有要推荐就业的；老家那边的父老乡亲，一会儿打来长途找我帮助给某个人说说情，能不能少罚些钱，一会儿要我帮助跟某个官员打声招呼，能不能尽快办下来什幺手续……
有过这样尴尬遭遇的，当然不止我一个，而且我知道，熟人或朋友「找」我，多半属于「病急乱投医」，是走投无路之际一种碰碰运气的选择，可是，我实在没有说不的勇气，因为他们不是要我干什幺见不得人的事，不是要我干什幺违法乱纪的事，他们找到我不过是希望第一时间了解一些招生考试方面的信息，不过是希望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不过是希望获得一种平等的待遇，不过是希望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那幺，我能胜任这样的角色*吗？我能满足他们的合理期待吗？
我实在没有一点把握，因为我有时也不得不去四处托熟人、求朋友、找关系，那种焦虑与尴尬，至今记忆犹新，而且令我心有余悸。我知道，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应当尽可能地实现公开、公平、公正。该公开的公开了、该公平的公平了、该公正的公正了，老百姓何苦还要去找啊找啊找关系？
湖北省招生部门今年在高校招生录取中大胆创新，随机一抽一取考生、教师和家长代表亲临高招录取现场，见证招生录取工作流程，并请一名考生代表为湖北第一批录取院校正式开档。当一切工作制度、程序公开透明之后，当老百姓知道了「分数够了谁都不用找，分数不够找谁都没用」之后，他们还会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找关系上吗？────当年，日用商品紧俏，什幺都计划供一应，人们不得不四处找人批条子，如今，谁还会去找关系批条子呢？
而现在，老百姓忙着找关系，那些权倾一方的官员也在向上找关系（人们形象地称之为「跑部进钱」）。有人在网上列出内地人「找关系」的排行榜：进机关当公务员；工程招标；招生考试；求医看病；机动车违章处理……刚刚公布的二○○六年内地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结果似乎更能说明问题，该调查涉及的样本包括近百所高校六千多名大学本科毕业生，调查显示，人际关系网络仍是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寻找就业机会的理想途径，百分之四十一点六一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据《中国青年报》二○○六年七月十七日）。
河北一位农民在一家地方医院做肠梗阻手术，术后严重感染，转了几家医院都被拒收，最后找到北京军区总医院普外科主任华益慰，华益慰立即安排检查，制定了最省钱的治疗方案，并成功地施行了手术。华益慰常常告诫科里的医护人员：现在老百姓看病不容易，尤其是外地农村病人来北京看病更不容易，我们要尽量为他们排忧解难，少花钱治好病。如果多几个像华益慰这样的医护人员，不看病人的身份，是将军还是士兵，是穷人还是富翁，我们到医院看病时还要托熟人找朋友通关系、送红包吗？
不可能有更多的华益慰；假如有，他还能成为全国宣传的先进典型吗？事实上，一个社会的进步，依赖于公民个体的道德自觉也是不可靠的，更是不可持续的，应当有制度的科学设计，而考察制度设计是否到位，最直观的办法就是看社会上是不是有许多人（不只是少数人或者个别人）都在想方设法地──找关系。全国人一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经说过，中秋节前北京堵车很严重，都是送月饼的。什幺时候中秋节前北京不堵车了，我们的zheng府工作可能就好多了。
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找关系，中国人为什幺特别喜欢找关系？有人认为，咱们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地缘、血缘关系往往在人际交往中处于主导地位。地缘、血缘，本来可以孕育出至纯至真、至亲至切的情感，但是现在却常常编织出了徇私舞弊的关系网，可见，什幺样的制度背景，决定着地缘、血缘关系可能有着怎样的生长与发展。
不要一味责怪人们喜欢找关系，倒是应当追本溯源找一找社会体制中的那些漏洞和缺失，因为有漏洞和缺失的存在，芸芸众生才开始晕头转向地找啊找啊找关系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