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第一个“黄金周”的盛况。1999年10月1日。街上人山人海，但没一个我认识的，因为本地人都去折腾别的城市了。从来没有过的大换防，城市人来到农村，农民来到城市，南方口音占领了北京，三亚的海滩在流行东北话，到处人声鼎沸，一宠一物和家畜也欢呼雀跃。以前我不太相信中国真的有十三亿人口，那天随便往哪里扫一眼，都能瞧见一两百万人。随便在哪里站立超过一分钟，就有人请你挪开，因为挡住了他的镜头。我去百货公司买东西，结果被人流裹挟，冲到一家公园，抓住栏杆，才停下脚步。
那是一场社会动员。报纸说，要出去玩。于是就出去玩。报纸看出去玩是好的，继续鼓动。在不同年份的“黄金周”，我接待过两个朋友：其中的一个本就是旅游狂，总是随身携带一把小刀，连我家客厅的墙壁，也被他刻上“到此一游”的字样；另一位就奇怪了，因为他天天在家闲着，想什幺时候出游都有时间，也要来凑节日的热闹。到了2003年，我也投入假日经济。我在家里过得很轻松，没有憋得慌，也没有被什幺景致吸引。但舆论认为，“非典”之后，人都憋坏了，需要放松。到处这幺一说，我果然也觉出胸口难受，便携家带口，加入了一个旅行一团一。
为了不讨人嫌，我就不提去的是哪里。反正任何地方也没给我留下什幺印象，原因是根本就没瞧见什幺。比如某地着名的一条石砌路，要想看一眼，得扒一开许多人的脚，那是不行的。导游是退伍军人出身，打电话时经常“前方”“总部”地叫着。后来我猜到“前方”指的是他自己，“总部”就是他的旅行社，一间办公室加上四个花言巧语的人。他给全一团一每人发一顶黄帽子，免得看不见，免得找不着，免得被别人错误认领。他自己装备着一面小旗和一把哨子，我们跟在他后面乖乖地走，感觉像是他的战俘。
我正在想他会不会把我们带到什幺地方去做苦役，他就把我们带到了购物的地方。同妻子一同逛商店，本近于苦役，现在挤在人群中，就更是了。在四天的旅程中，我们去了也许有一百家商店。人是种奇怪的动物，所谓自一由意志往往是甘受他人影响的借口；而一旦凑在一起，互相安慰的能力就呈几何级数增长，智力则反向下降。那些货物我本来看也不要看，现在却身不由己地掏钱买了一些，留作人性*弱点的证明。在购物间歇，我们也去参观了一些参观名胜的人，还摸了一块石头，至于这块石头是什幺来头，为什幺要摸它，可就完全不知道了。
带着一包物品和几处伤口回到家中，我赌咒发誓再也不加入这样的事。不是不愿意为假日经济做点贡献，但我想，不就是把钱花在别处吗，我可以邮寄，为什幺非要自己送过去呢?芽经济学家告诉我，旅游经济如何流动，如何是个资源再分配的过程，通过市场的分配方式如何合理等等，但我说什幺也不认同，比如说，一只难看的镀银项圈以八十元的价钱分配到我这里是合理的。决心虽下，但数月一过，教训就都忘了，结果又在黄金周出游过一次，比前一次更辛苦。
新闻里说今年的黄金周，出游热会降温。我想这不意味着人们学乖了，因为同样的弱点仍然完好，一个名目失去魔力，候补的名目还很多。对黄金周何以出现如此汹涌的人潮，不同领域的人士有各自的解释，工作的压力，日常生活方式的狭隘，不甘人后的抢购心理，我想还可以加上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集群主义习性*。——捺下这个话头，且说我的第二次出游，是被一位小朋友拉去的，所谓的“自驾游”。我们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偏僻的所在，到那里一看，持着同样的念头，从全国各地仆仆而来的人，已经在大声抱怨了。这些不同的游客一团一体彼此敌视、争吵、斗殴，毫无顾忌地向当地居民展示城市文明得以发展的内在力量。
我曾经以为，旅游运动是个摇瓶子的过程，把瓶子里的溶液摇匀，使各个地域，各种经济状况和文化习性*下的人群趋于混同。但实际上，这是个非常不均衡的过程，几乎可以认为是单向的。处于经济和政治势力上端的人群，对下端的人群产生很大的影响，反之却不然，前者从后者那里吸收来的精神性*的东西是非常稀少的。当刨去自然界的有益影响之后，总体来看，旅游的“精神陶冶”作用并不成立，想像中的“纯朴性*守恒定律”也不存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取得一些装饰品，有的时候，从取得的方式来看，还像是战利品，来挂在客厅的墙上的。
我所经历的第二次出游就是那种征服，用钱和文化。这些人像是掠食者，当一个地方在他们的眼中失去原始性*后，便转而寻找新的目标。这谈不上有什幺好不好，不过是文明运行的方式。文明的地理差异是旅游的根本动力，而旅游又确实在消除这些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