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其间和儿子相处甚欢。爷孙俩每天有说有笑,打打闹闹,象一对好朋友。岳父要回家了,“想姥爷吗?”他问儿子。“不想。”儿子的回答让我们非常尴尬。
我私下教育儿子:“你应该对姥爷说你想他啊!怎幺这幺没有礼貌!”儿子说:“可是我真的不想啊!我们都玩儿了这幺多天了,真的不想了。不是不许说谎吗?”我一怔,无言。
我不知道儿子错在哪里,或者我错在哪里。教育孩子,我们总是要他诚实。在任何一个国度,“诚实”都是一种美德。可是,随着我们长大,假话却成为我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甚至成为是否“成熟”的标志,即使其中有一些是“善意的谎言”。
回忆不起来第一次说假话是什幺时候,但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或经意,或不经意,随口说出些言不由衷的话。这些话已经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同事新做一个发型,即使土得掉渣,也要随口夸几句漂亮;领导跟你说起新规定,即使同志们在下面怨声载道,你嘴上也会不断称“是”;打牌时来一个不想接的电话,你会告诉人家一句“我正在开会”就挂机;上Q一Q聊天你忽然说“有人找我”然后下线,其实是不想和他聊了;见到朋友说“改天我请客”,其实你心里根本就想过真的要请;看到朋友的文章,总是要在后面跟帖恭维几声,从来没有指出过其中的一毛一病。
其实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是生活给它染上了五颜六色*。小时候见到别人家好吃的东西张口就要,招来母亲的一顿痛打之后下次就再也不敢,对方主动给也坚决不要;小学写作文时说自己的理想是摆一个水果摊,好让自己每天都能吃到好吃的水果,但老师根本就不给高分。虽然结果是现在那个想当科学家的同学在卖水果,而想卖水果的我却考上了大学,但我明白,考大学时写的作文已经不再是心里的话。儿子中午给姥爷打电话时说姥爷我很想你,但我已经搞不清他是发自内心还是因为上午看了我们的脸色*。
儿子在父母面前是没有说真话的权力的,他在我们的“教育”下只能说出合乎我们逻辑的话来。可悲的是,在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儿子”甚至“孙子”,是上级不折不扣的“子民”,我们同样没有说真话的土壤。县领导规定每个镇必须完成多少经济指标,哪个镇最后敢不“超额”完成?教育局领导的孩子周末都在补课,却仍然装模作样去下面学校检查学生“减负”的成果,下发通知让你介绍先进经验,这时候,谁个校长敢不说上级喜欢听的假话?“楚王好细一腰,宫中多饿死。”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级好大喜功,下级必然会浮夸成风。
我憎恨谎言,可是我又常常想,如果我是《皇帝的新装》中的一个人物,我是不是有勇气说出皇帝什幺也没有穿?我相信我没有,除非我是那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说假话是因为有说假话的土壤,不敢说真话,是因为说真话有时候会付出代价。看到有人仗义执言却含冤入狱,有正义感的人也只能去委曲求全,更多的人是随波逐流,还有一部分为虎作伥。在一个“假话是假话者的通行证,真话是真话者的墓志铭”的社会,能坚持说真话的永远是少数。
绝少题词的朱总理曾为三个会计学院题写了同样的内容:“不做假账”。做会计最基本的职业操守竟成为总理题写的国家会计学院的校训,可见“假祸”之深,可知总理之无奈。忽然有一个荒唐的想法,某些人在入一党一宣誓时其实根本不用说那些远大理想,只需要宣誓四个字“不说假话”,如果能真的做到,就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