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与无情
在谈论“有情”与“无情”的辩证关系时，一位老前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那是一九六○年，饥饿使人的理智近乎崩溃，食堂在饥饿的眼中已近乎于神殿，而食物已成为人们惟一的偶像。尽管那些不过是些薯根、薯叶混有少量据说叫米的白色*粘物。
有一位五口之家的家长，几乎每天都将秤别在腰上，除了是担心司务长克扣定量之外，更多的是为了给家里五口人的食物过秤，使各自能基本保证定量。
这其实是件很难的事，试想，一月大人十八斤，小孩十斤的定量应该是没什幺分头的，再加之司务长不克扣，几乎是不可能的，无怪乎到现在，乡间摇篮曲还有人在唱：“女儿女儿快些长，长大嫁给司务长，司务长，打算盘，每个人头扣二钱……”足见影响之深。
要从本不多又被克扣的粮食中合理分配，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五口之家的主人，这位卖了半世花生最终却不得不靠花生藤来维持生命的中年人，每顿分饭所耗的精力绝不亚于一次精密的科学试验，他用秤一次次称，又一次次拨拉，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地将粮食分给老婆和三个儿女，绝不容任何人多吃一粒米，当然也决不让谁少吃半粒。
同食堂的人们，在他还没分完之前，早已将碗一舔一得干净，尽管半饱，总算有了看热闹的力气，于是齐笑他，啧啧，堂堂一个大男人，居然和老婆娃娃斤斤计较，太寡情了。
与他相反，另有一户三口之家，年轻夫妻两人，拖个三岁的孩子，丈夫疼妻子，每餐将碗中仅有的“干货”扒到妻碗中，妻又依法炮制，将食物给了孩子，每日如此，后来，男的终于抗不过，死了。妻依旧任孩子的小手在自己碗中捞挤“干货”吃，不久也死了，孩子的命运也便可想而知……
而那位无情的五口之家的父亲，却因为自己看似无情的举动，保住了五口之家的性*命，到现在，他已是二十余口人的家长了。
劫后的老人
我爱与一群老教师坐在一起喝茶，他们的平均年龄比我大四十岁，其中还有我父亲的启蒙老师，讲起父亲儿时的趣话，常常让我笑得喘不过气来。
与老人们坐在一起，几乎就坐进了中国近代史，老人们讲清朝讲民国讲维新讲共和，除了六十年代他们几乎什幺都讲，偶有人不小心讲了，则引得有人怒目圆睁，有人闷头啜茶，有人紧紧一抓住茶瓶，半天不说一句话，这也是老人们最容易引起纷争的时候，因为在六十年代的他们中，有人姓“保”，有人姓“造”，有人是专一政对象，有人是被专一政对象。尽管时间已隔了很远，他们心中的烙印却是不可磨灭的。这些印记，不独表现在喝茶聊天之中，不夸张地说，这些印记深深地笼罩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在我们眼中也因此有些怪诞。
譬如，一次，我正坐在茶馆门口看书，来了一位老人与我打招呼，问我为何不进屋？我随口答道：外面亮一点，好看书。他端着杯进了茶馆，半晌，又回到我旁边，附在我的耳边悄声说：小伙子，转回三十年，你这句话就够下放改造了！我瞪大眼睛，问何故？他分析道：“你想想？外面亮是什幺意思？就是说里面黑了？你这不是对现实不满，想里通外国吗？”我不以为然地笑道：岂有此理。老人见我不以为然，也不与我相辩，在我印象中，这位两次被划成“右派”的老人几乎已失去了与人争辩的功能，他被划成“右派”的罪状：一个是在墙上贴主席像忘了拔钉子，致使钉子从伟大领袖胸口刺出；另一次，则是用一套“一毛一选”换了三包香烟……
还有一次，一位老人听说我爱写诗，就不无忧虑地替一我担起心来，我知道，他绝不是担心我因为写诗而饿死，他更多的是担心我“出问题”。我依然不可理喻地摇头，不屑于他的大惊小怪，但他却并不像别的老人般知难而退，而是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他告诉我，年轻时他也写过诗，那些诗其实只是民谣加古诗的顺口溜，他最得意的一首，便是歌颂人民公社的。诗曰：公社好比向阳花，一毛一主席的恩情像彩霞……结果，这首诗使他遭受了二十几年的非人生活，整他的人分析道：彩霞是空虚之物，用来比作一毛一主席的恩情，狼子之心，何其毒也。
还有一位老人曾悄声告诫我，要我一定要敬惜文字。因为他曾被一个字救过一条命，我不信，他就把故事原原本本讲给我听了：
那是一九五七年，“整风工作组”进驻学校，组长是个麻脸黑大汉，姓陈，识的字不比脸上的麻子多。进校第一件事，便是写标语，曰：“学习革命两不务。”讲故事的老先生当时还是中年人，还有点胆气，当面指出标语中的错处，直把个陈麻子吓得满脸冷汗，好在看见的人不多，才过了一道险关。之后，他并没张扬，陈麻子很感激他，“百花齐放”时，没有让他“放”而是让他当记录员。他也因此没有被“阳谋”所谋，因为一个字而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