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以词汇丰富着称，特别是动词。不同的动词自然表达不同的意思，而同一个动词也可表达不同的意思，譬如“搞”。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对“搞”的解释就有三种意思：一是做，干，从事，如搞生产，搞工作，搞建设；二是设法获得，弄，如搞点儿水来，搞材料；三是整治人，使吃苦头，如他们合起来搞我。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搞”的意思远远不止三种。我记得读中学时，语文老师曾告诉我与我的同学，文章要想写得生动，主要靠善于运用动词，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动词，就用“搞”字替代，绝对不会错，革命可以搞，经济可以搞，学习可以搞，恋爱也可以搞……什幺事都可用“搞”去搭配，可谓天下通“搞”。自此，我就记下了老师的话，并广泛运用，与人交流时喜欢说“搞”，提笔作文时偏爱写“搞”。特别是搞工作后，吃的竟是搞文章的饭，于是，我搞出来的每篇文稿中都离不开“搞”字，搞公文写作大量使用“搞”字，搞新闻报道广泛使用“搞”字，搞散文搞小说搞杂文照样普遍使用“搞”字……十几年搞下来，竟搞出了一点小名堂，搞出了一点小成就，搞出了一点小名气，这是我当初始“搞”未及的。由此，我便深深地爱上了“搞”，万分地感谢“搞”，而且越来越喜欢“搞”，越来越敢于“搞”，越来越善于“搞”……
工作搞久了，文章搞多了，我才搞明白，原来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说“搞”写“搞”，与此同时，我也搞清楚了，还有不少人与我不一样，他们不是把“搞”停留在口上笔下，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真真切切地搞来搞去，想怎幺搞就怎幺搞，天下没有他们不可搞或不敢搞的事情，哪怕瞎搞，胡搞，乱搞，即使法律不许搞，上面不准搞，也依然照搞不误，搞到哪里算哪里，久而久之，搞惯了，想停下来，都搞不定了，直到最后没搞手、没搞头，甚至把自己搞完搞死，也在所不惜。
一些为官者，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为了个人仕途升迁，往往好大喜功，热衷于搞大拆大建，“有条件的要搞，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搞”，搞出一批又一批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样板工程”。譬如沈阳的慕绥新，他不顾下岗职工增多、工人开不出工资的现实情况，大搞诸如“21世纪大厦”、“大二环”、“国际名犬节”之类的“形象工程”，结果市zheng府拖欠城建工程款达48亿元。恰好印证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班子的“政绩”，几届班子的“饥荒”。这种搞法对老百姓而言，不仅无“福”可言，怕只有“灾”的份儿了。
少数“公仆”，人后搞贪一污搞受贿搞fu败，人前却人模狗样地搞“廉洁”大戏。譬如河南省交通厅的三任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搞fu败一个比一个有“术”，搞“廉洁”表演却一个比一个“入戏”，：曾断然咬破手指向省委写血书，赌咒“决不收人家一分钱”，每逢开会，他都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自己搞的两个拒腐“故事”；张上任伊始，就向省委盟誓：“要让廉政建设，在河南省所有公路上，向着四面八方，不断地延伸，不停地飞驰……”每次下基层，临返回时总要亲自打开坐车的后备箱，如发现土特产、礼品之类的，他则就地搞一把“清官拒腐”戏，既严词拒绝，又严厉批评；石上任后不仅搞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口号：“一个‘廉’字值千金。”还在全系统搞了一个廉政方针：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个不上。当然，三人搞腐是真搞戏是假，最后，一个接一个把自己搞进了大牢。
个别“有头有脸”的人物，表面上要搞“公开招标”，实际上却搞“暗箱操作”和幕后交易；表面上要搞“公开招考”，实际上却搞“内定”；表面上要搞“唯才是举”，实际上却搞“任人唯亲”，单位里一旦冒出一个才华张扬又有个性*“出头鸟”，就断然将其搞掉，而搞来七大姑八大一姨和毫无才气却听话的“应声虫”，直把单位搞得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却还在那里豪情勃一发，自我感觉良好。
这些人搞过来搞过去，无非是搞名搞利，搞官搞钱，但他们不按规则出“牌”。老百姓心明眼亮，痛斥他们在“搞鬼”。
如今，搞市场经济，搞民一主政治，搞法制社会，已经势不可挡。那些“搞鬼”的人已到了搞清形势，明识事务的时候了。正如一句俗语所说的：多搞些正经事儿，少搞些歪门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