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染小疾住医院，有卧床二十小时一节，特无聊，就与同病房的病友探讨博大精深的医学问题。可以想见，这除了打发时间当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后来自然而然地比较起中西医的优劣来，觉得中医是个好东西，能将病痛化于无形，西医则是刀叉剪子斧头铁锤齐飞，怪吓人的，但西医来得快，直截了当，直奔主体，毫不拖泥带水。譬如我，那天中午游泳到两点回病房，两点半跟医生去手术室，三点开练，四点零五分被弟兄们推了出来，就算妥当了。中医有这幺干脆吗？恐怕没人能保证，因为所谓的“辨正施治”本身就有点高古，有点模糊。这是中医的优势，也是它的不足。都认为有效果却拿不出过硬指标，所以外国人就将信将疑，搞得现在一些中国人自己也不相信中医了，足见中医的传承发展依然任重道远，但凭“就是好，就是好”般的叫喊，恐怕难以解决实际问题，必须拿出真家伙服人。
后来顺手在床头抓了张报纸，又读来了另外一件事情。卸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去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当教授，他对学生说：“有次有人问我，世界上一共有多少个国家？”李肇星接着说，“别看我是外交部长，一下子也答不上来。就去找礼宾司和国际司司长，他们告诉我大概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一听这不是外交辞令吗。我们三人都回去查找资料，得出了192个国家这个结果。”李教授说这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做什幺事情都要心中有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国家派访问一团一来中国，问你们中国有多少人口，当时咱们官员说有六七亿吧。对方一听就很惊叹，‘中国真伟大，一差就是一个亿。’”
我曾以为，外交官说外交辞令天经地义，就像现在股民谈股一样正常。李肇星是我尊敬的官员，经他这幺一说，我也开始觉得面对人家诚恳提问用“外交辞令”作答缺乏诚意，面对刁钻古怪居心不一良的问题则当别论。然而，我们许多人就喜欢说些“外交辞令”，也就是俗称的“打官腔”。这所谓官腔也不一定只有官或者只有相当级别的官员才说，也许你哪天在路上听见有人在说着似曾相识的话，惊回首，一个拾荒打扮的人正跟人聊得热火朝天呢。不是说某类人不能说官话，只是觉得这种说话模一式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抑或是官一场常态，难免让人觉着这世道缺乏真诚。譬如“这个……我原则上同意”之类，这话的潜台词完全还有“我不大同意”的意思。再譬如，才建好的大桥坍塌了，记者蜂拥而至，因为这又不是什幺光彩的事情，所以当地官员一般不情愿接受采访，更不情愿被报道，可这类话在公开场合说不出口，于是就会有人告诉记者去某个地方集中采访，有关部门扎口后会发“通稿”的。实在挡不住，有人就会祭起另外一个法宝：维护稳定。这话很厉害：你是不是想破坏安定一团一结？咹！群众有事上一访，挡驾者一定推说领导外出开会了，你有事……然后曲里拐弯指一条通向“有关部门”的路，让你先去登记，万一领导不幸被人迎头撞见了，领导当然也有办法对付，冠冕堂皇的话自然轻车熟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或者说“我们研究研究后尽快给你答复”至于“研不研究”，“尽快”是多快那都是没有准头的事儿，如果上一访者就此回去等待消息，结果只有一个：不了了之。
官说官话是官一场生态环境的需要，因为水深，所以有许多规则潜藏在水底。官员升迁变动，就像有把无形的筛子在不断过滤，虽然不排除实干苦干巧干者幸存下来，但若不适应官一场环境，不懂官一场语言，说话太过直白，在官一场的生存空间将渐次狭窄。可见做官实在不轻松，这真是没办法的事情。然而，全社会都如此咿咿呀呀着，见人但说三分话，人们就恰如生活在秋雾飘忽中，混沌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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