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弟，曾官至某贫困乡镇一把手。因官一场失利而被迫“退居二线”后，失落之情往往溢于言表。也许为了平衡心态，便往往借助于“曾经阔过”的辉煌历史。
对于这位性*情中人的官一场经历，鄙人自是不感兴趣，但对其“别说是国内各地，就是香港澳门缅越新马泰也都不在话下”的眼界，酷爱旅游的我倒是实实在在地艳羡不已，并且也绝对不敢怀疑这是吹嘘。因为，时下我们全国大小zheng府官员的“考察”经费，少说每年也有数千个亿，而这种公费旅游的特权，毕竟也都早已泽惠于村长一级了。有文字报道，伊泰普水电站就曾做出过主要针对中国的规定，以限制并拒绝国外官方非科技人员的“考察”为患。看来，西人有时也的确迂腐得可以，此类事情倘置于我们这既好客又特别礼外的国度，岂非求之不得？
纵观泱泱国史，上无所范，下犹身试，更何况上有所好？于是乎，此风之源远流长，以至“下必甚焉”的触目惊心便自在情理之中了。想我国历史上那些个好大喜功的帝王的出巡，哪个不是擎以“观民察吏”、“振兵释旅”，以及“为民祈福”而“封禅”等等弘旨大义之纛的既有“特色*”又堪称大观的举国盛事？而各级“公仆”的外出“考察”，也都无一不有堂皇理由。
据说，天子出巡始于古代关于尧舜的传说，西周有“天子巡狩诸侯”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则逐步演变为国君的行政视察。秦始皇翦灭六国之后称帝12年，就先后5次出巡，足迹所至，几达当时秦国的所有国土。后来的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朱元璋、康熙、乾隆等等不甘寂寞的帝王或准帝王，更是后来居上，频频到各地尤其是南方进行名为巡视而实为游山玩水的公费旅游。正是这些伟大人物的“光辉足迹”以及旅途轶事而为当今的痞子文人提一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戏说”素材。而在以上诸帝的旅游史上，也许由于历史条件、物质条件以及个体喜好的差异，其规模与排场，恐怕没有哪个比得上堪称风一流天子的乾隆更为登峰造极了。
尽管说共同打造了“康乾盛世”的康熙和乾隆这对祖孙都酷爱旅游，并都曾六下江南，但乾隆的出巡却是不可与其祖父的南国之行同日而语的。康熙的南巡，其核心目的是为了治河、导淮和济运，以努力践行其“一劳永逸、全面修治”的河务思想，体现了一位封建明君追求社会安定的务实人格。据资料记载，其往返供仪，悉发内帑，并且还曾要求“预饬官吏，勿累闾阎。”而乾隆则不然。其六下江南所作大事虽也有“巡视河工，观民察吏”的内容，但除此而外，其更多的精力和兴趣却是投入到了极力满足“皇恩浩荡”心理的“蠲赋恩赏，加恩缙绅，培植士类和阅兵祭陵”等等之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同时下的异地“开会”或“考察”一样，游山玩水恐怕才是乾隆六下江南的真正目的。
乾隆每下江南的前一年，都要派官员勘察路线，修桥铺路，盖建行宫。御道要求平直，不允许曲曲弯弯，操办的地方官吏就乘机勒索沿途的百姓，稍不服从，就拆房平坟，还借整肃盗匪的名义把无辜平民投进监牢。
出巡的排场更是奢华得惊人：随行官员、侍卫动辄数千人，船只数百艘，马车四、五百辆，马匹、骆驼数千，纤夫数千，民伕更是上万。从北京到杭州，兴建行宫三十余所，没有行宫的地方，就以黄布城堡和蒙古包和毡房替代。凡御驾所经道路都要洒水除尘，沿途三十里内，地方官员一律着官服迎驾。所有绅士、读书人、老年百姓也都得到现场排队跪拜。每次南巡，历时四五个月，耗费上百万两白银，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骚扰。
对于如此南巡，也并非没有直臣相谏，但都无一不因扫兴而受到惩处。这样以来，朝廷上下铺张奢一靡一献媚取一宠一的风气便愈加滋长。乾隆在位期间，清之国力达到巅峰。其“GDP”约占全球三分之一，国库拥有七千万两以上的白银储备。而到了乾隆末年，库存则仅仅只有二百万两，这正是乾隆挥霍无度的结果。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造成了吏治的日益败坏，百姓负担越来越重，清王朝开始走上了由盛转衰的下坡之路。
也许是“人之将死，其心也善”，晚年的乾隆终于对其南巡的劳民伤财有了些许悔悟。他曾对重臣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清史稿》）
像汉武帝的“罪己昭”一样，尽管悔悟已为时过晚，但比起那些至死都不肯对深受其害的百姓置一歉言者来说，乾隆毕竟还是有开明的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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