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过年有一种习俗，叫做“请祖宗”。在我小的时候，每至年三十这天，各家的青壮男丁要早早地起床，带上鞭炮、烧纸，白酒，按头一天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以同宗家族为单位集合到一起，顶着星光结伴来到全村各姓人家的“祖宗”集中长眠的公墓地，找到自家的坟地，烧纸钱鸣鞭炮洒白酒磕响头，领队的辈份大的人要高喊一声“祖宗爷娘们回家过年了”，整个仪式即告结束，大家各回各家，真正意义的年从此开始。
那个时候，由于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好，各家都只是象征性*地放上一挂百响的小鞭，洒上一瓶散装的白酒，因而没有什幺“可比性*”。在人们的观念中，这种沿习下来的风俗，既是对逝者的尊重，更是为生者祈福。如果说有对比的话，人们更多地比的是哪个家族起得快到得早，似乎谁去得早谁就更虔诚。
而对于那个时候的孩子，一点没有因早早地从热窝中爬起来的痛苦，却从前一天的晚上就有一种莫名的亢一奋：一是这个仪式结束后，回到家里后就可以穿上过年的新衣服，也可以吃到只有过年这天才有的大鱼大一肉了；二是小尾巴一样地跟在大人后面去“请祖宗”，可以有机会捡到自家或别人家放鞭炮时崩散的鞭炮，要知道，那个时候家境好的人家，也不过会给孩子一挂百响的小鞭，通常孩子们都会把整挂鞭炮拆整为零地算计着放，而在“请祖宗”时，运气好的话，可能会捡到好几十个散炮，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呢。
到了如今，“祖宗”仍然一如既往地要“请”，只不过人们不再愿意捱受冬日清晨的寒冷，“改革者”们以早一天把祖宗请回家过年的名义，将时间提前到了腊月二十九的下午。虽然仪式的过程没有变，依旧是烧纸、放鞭、洒酒、磕头，但在我的感觉中，却少了清晨星光下的肃穆，多了太阳下各宗族有意无意明里暗里的“竞争”——东边是五百响的“大地红”鸣响，西边是安置在特意焊制的铁架粗如小臂的“二踢脚”的不断飞天炸响，南边是祖先的坟茔周围腾起的浓浓硝烟，北边是墓地上空骤然亮起的闪光，原本用作仪式点缀的鞭炮，现在则跻身成为主角。满地乱跑的孩子们，目光也不屑再留连于地上搜寻散炮，而是循声找寻给他们带来听觉刺激的来源。人们在金钱置换来的喧嚣中，体味着别样的快一感，在不同宗族制造的不同分贝的响动中，感受着对比所带来的满足，在人们的脸上看不出仪式进行中本应有的庄严，洋溢的是娱乐盛典上特有的欢一愉。一切都表明，习俗已经变迁成一个物质化的过程，此行的目的反而显得不再重要了。
“请祖宗”的变迁，折射的固然是人们生活的相对富足，却也无可质疑地告诉我，当物质的竞争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我们在精神的层面，也不可避免地随之流失了很多的东西，而这不仅仅只是表现在如“请祖宗”这样的习俗上，也不仅仅只是乡野村庄才有此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