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攸关的皇帝名讳

皇帝叫什幺名字，对于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臣民来说，特别事关重大。虽然语言和文字是祖先们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一旦皇帝的名字占用其中的某个字甚至某个音，那就是拥有了排他性*的专利

清朝乾隆年间，江西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编了一本叫《字贯》的字典，被举报，遭斩首，连带浙江巡抚、两江总督都被降级使用，按察使革职治罪，因为这些官员也有没有及时审查发现的责任。乾隆皇帝为此发出的上谕说，《字贯》竟“将圣祖、世祖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

这个故事说明什幺呢？这个故事说明，皇帝叫什幺名字，对于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臣民来说，特别事关重大。虽然语言和文字是祖先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属于全社会的、人人有份的公共财富。但是，一旦皇帝的名字占用其中的某个字甚至某个音，那就是拥有了排他性*的专利，这个字属他皇帝一人所有，任何人不能说、不能写、不能用，这个文字事实上被禁止、被废除，必须从字典中抹掉。刘邦当了皇帝接受当年一同打江山的哥儿们的跪拜朝贺时得意地说，从此他才知道当皇帝的美妙。事实上，当皇帝的美妙岂止在接受跪拜朝贺上。他名字的用字都成为全天下的禁忌，该文字从此从全世界上消失，这不是同样体现皇权的威赫庄严幺?

对于当朝人来说，不让用就不用，人们着意注意就行了，但是，那些历史上已经用了该字的怎幺办呢？那就替古人改吧。管它是古代的地名、人名、官名、物品名还是姓氏名，都统统要为当朝皇帝让路。每个朝代，都因为这个朝代的皇帝名字中的某个字，而要对历史文献、地名、官名、姓氏、成语、典故等等进行改换。历史文献被每个朝代不断这样修改，其结果是让后代人一头雾水，给后代文献整理工作增加的混乱和负担难以尽述。

因为汉高祖叫刘邦，先秦古籍中的“邦”字在汉代都被改成了“国”；光武帝叫刘秀，“秀才”被改成了“茂才”；李世民称帝，国家机构“民部”从此改成了“户部”，一直延续到清末。因为康熙叫玄烨，千字文的第一句也就改成“天地元黄”而不是“天地玄黄”了。雍正皇帝叫“胤祯”，结果把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改为“崇正”，把宋朝皇帝“赵匡胤”改名为“赵匡允”。后晋的石敬瑭名中有“敬”，于是所有姓“敬”的人被迫改姓“苟”或“文”。近年不少姓“苟”的人呼吁要把他们的姓恢复到“敬”，就是石敬瑭当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因为皇帝的名字而改姓的，随便就可以举出：避汉元帝刘爽讳，爽氏改为盛氏；避汉明帝刘庄讳，庄氏改为严氏；避汉安帝父追尊孝德皇帝刘庆讳，庆氏改为贺氏；避晋景帝司马师讳，师氏改为帅氏；避唐明皇李隆基讳，姬氏改为周氏；避唐明皇讳，弘氏改为洪氏……

至于因皇帝名字而改物品名的，也常见。明熹宗名字叫朱由校，宫中就只好把“油”叫“芝麻水”，把“油漆”叫“漆作”，“校官”改“教官”，“校场”改“教场”。吴武王叫杨行密，人们就把“杏子”叫“甜梅”，把“蜜”改称“蜂糖”。

一般来说，避讳是只回避皇帝名字所用的那个字，但是，也有不少的场合，不但那个字不能用，就是同音字也不能用。因为汉字同音字很多，所以，回避同音字，就会造成大量汉字不能使用的情况。

宋朝的官方曾经修订了一部《礼部韵略》，有大宋皇帝的名字、庙号之类要回避的字，其中高宗赵构的“构”字同音回避的字最多，达到５５个，一网打尽了与“构”读音相同甚至相近的所有汉字。其他皇帝的名字需回避的大多数在二三十字左右。总共是３２５个字必须回避，也就是说在那时候，至少这３２５个字必须禁止使用：不能书写、不能读出、不能用于命名，等等。幸亏赵宋天下没有千秋万代，否则，说不定所有的汉字都被这样禁止回避了。

皇帝名字的本字当然是神圣得不可用了，同音的也不行了，就是音近的，即使不被禁止，使用中也可能引起麻烦。明英宗名字叫朱祁镇。科举考试的时候，一个名叫祁顺的人考了第一。司礼监太监问谁得了第一，内阁的高官回答说是“祁顺”，太监说，这个人的考卷固然是第一，但北方话说起来，这个名字和当今圣上的名字很像，不能当状元，于是就让王一夔当了状元，祁顺做了第二。不过，明朝的皇帝并没有强迫别人改姓回避自己的名?祁顺的姓就是皇帝朱祁镇的名?，也算是进步了。

回避皇帝的名讳，是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做后盾的。唐朝的法典《唐律疏议》规定，“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就是说，由于笔误或口误，书写或说出皇帝的名讳，就要挨板子；如果起名犯讳，就要流放三年。当初满清入关，顺治皇帝福临曾说，不能因为自己一个人名字中的“福”而使天下人无福，表示人们不必讳“福”，但后来的满清法典《大清律例》的规定，与唐朝差不多，无心的犯讳也是要打数十上百的板子的。前面已经说过，满清时期有人编字典犯讳，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被砍了头，按照法律，当然不该有如此严厉的惩处，但是，专制社会的法律是不确定的，一切都取决于圣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