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京畿地区的进士指标是一般州县的几十倍，北宋西北地区的进士指标是江南地区的几十倍，南宋首都临安的进士指标是非首都益州的几十倍。在元朝，蒙古人考中举人优先做官，汉人和南人考中之后则各降一级录用。
工地上有两人扯闲篇儿，一个是工程师，另一个是民工，扯着扯着，扯到了高考话题上。工程师说：我是某某年参加的高考，考了500分，上了北大，后来就成了工程师。民工说：太巧了，我也是那一年参加的高考，也考了500分，可我连大专都没上成，最后只好出来当民工。工程师很感慨：我真幸运，我是北京考生。民工说：我很憋屈，我是湖北考生……这不公平。可您还别骂街，因为这种事儿古已有之，已成惯例。我查考史料，发现唐朝京畿地区的进士指标是一般州县的几十倍，北宋西北地区的进士指标是江南地区的几十倍，南宋首都临安的进士指标是非首都益州的几十倍。在元朝，蒙古人考中举人优先做官，汉人和南人考中之后则各降一级录用。在清朝，大兴、宛平两县考生特少，但是录取率特高，而江浙一带的考生特多，录取率则很低。另外清朝科考的政治差别也很厉害，旗人科考是能加分的，宗室更受优待，嘉庆以前的宗室子弟无需参加府试院试乡试会试，只要在宗人府做完一张内部交流的卷子，就是万里挑一的进士了。西北比江南落后，教育条件差，所以西北考生是天然的弱势群体，北宋zheng府在录取政策上对他们倾斜，其实是用看似不公平的录取政策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发展机会，让弱者和强者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是唐朝zheng府向京畿考生倾斜、元朝zheng府向蒙古考生倾斜、清朝zheng府向旗人和宗室倾斜，就没有任何合理性*了。因为被照顾的对象非但不是弱势群体，而且还是强势群体。一项政策竟能风行千余年，必然有它的背景。那就是制定政策的人和优势考生有关系。有什幺关系呢？一、那些强势考生是权贵的子弟（例如清代宗室）；二、考生所在地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例如唐朝京畿）。这两种关系都逼着政策制定者劫贫济富，把本该被弱势考生享有的福利一次次地切分给强势考生。打比方说，制定录取政策的人开了一公司，强势考生都是他的ViP客户，当残疾人都在排队下单的时候，ViP闯进来加个塞儿。优待ViP是应该的，但您没有权利耽误俺们这些普通客户。真想讨好谁，单给他开一后门啊，各排各的队，谁也不挤谁，多好。文章来源：《广州日报》由网友偶然提一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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