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官一场向来讲究称呼。称呼体现了官员的身份和地位。所以特别是称呼上司，都要用尊称。过去在封建时代要顿首叫大人。到了民国，偕与维新，平等博爱。于是把官员的职务作为其称呼。及至蒋中正先生时代，搞了点特殊化，有的职务变成了个人的专利，他人不得分羹，比如“总理”，就专属孙中山。“委员长”则是蒋先生长期独享的荣衔。
新中国成立后，官一场称呼文化基本上传承了民国传统，初始也没有什幺特别的创新。只是在中|共一党一内，要求相互间均称“同志”。文革时期，“同志”被普及到了全体民众，无论官民，普天之下，偕与“同志”。但后来有革命同志发现，这样的普及，缺乏阶级斗争观念，因为如果道路遇见不明来历的人，比如披着“人皮”的“地富反坏右”，莽撞地引他为“同志”，岂不丧失阶级立场？所以“同志”逐渐回归一党一内。代之而起的是叫上级领导为“头头”。这是缘于当时造反派得势，而造反派的司令们都参照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头目，叫头头。所以官一场上，下级称呼上司，都沿称“头头”，或者简称“头”。后来一毛一主席老人家说“革命委员会好”，还要求实行“一元化”领导，单位主要领导偕称“一把手”，等而下之，依次就叫二把手、三把手、四把手，一直到N把手。近似山寨之大当家、二当家之类。此称呼至今仍见沿用。
改革开放以来，官一场称呼开始恢复文革前的状态，一党一内叫同志，一党一外称职务。可是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商贾大款逐渐成为人人艳羡的社会成功人士。“老板”这个称呼，在绝迹二十余年后又象出土文物似的被挖掘出来，成为大款的标签，无尚光荣。而大小官员争相傍“大款”之余，也拜上司为“老板”。有时犹嫌不足，还加冕其为“大老板”。“牛马走”们甚至毫无羞色*地公开声称自己是为“大老板”打工的，把发给他工资福利的国家忘得一干二净。
“老板”的称呼，把上下级关系庸俗化为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这无疑是封建官一场人身依附关系的复一活。所以有关方面通过不同形式颁令禁止使用这样的称呼，但是“老板”们都乐意受用，所以禁而不止，至今仍然在官一场流行。
近几年，官一场称呼又有新发展。在一些具有相当级别层次的部门，开始把“领导”直接作为称呼，来尊称上司或比自己位高权重的人物。这是官一场的新发明。积我多年研究经验，推测其好处，大约在于以下几点：一是比称呼“头头”、“老板”、“一把手”要来得文雅、规范；二是比称呼职务来得亲一热，还可以模糊正职和副职、领导和非领导职务等之区别，乃至可以掩盖不明对方职务的尴尬；三是恭称“领导”，俯首称臣，这对于那些“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领导，感觉会非常舒服。
当然，看见比自己职务、职位高的就叫领导，就作臣服听命的卑微姿态，未免有些象一宠一物见华衣者就摇尾巴的模样。其实质，与称呼“老板”之类，毫无二致。
照这样发展下去，“领导”之后，“大人”之称呼重新回归官一场，流行社会，恐怕并非幽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