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让小”是说：无论做什幺，只要是好事、人想干的事，大孩儿总得让着小孩儿；也可以说，大的要给小的面子。孔融让梨是个例子，不过开始是大让小，后来却演变成小让大了。这是个案。因为大的本该让小的，但孔融据理相争，又让回了梨。把“理应”能得的让回去，有舍己为人的意思，这就是美德了。这个故事于是流传了上千年，至今还留在课本上教育着青少年。其实这里还是讲弱势群体当家作主的道理，表面是弱者说的算，实际是强者关怀，是强者对弱者的包容和姿态；用意在于示范和教育。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
“下让上”是说在单位或机关，无论做什幺，只要是好事、人想干的事，群众总得让着领导；也可以说，下面群众要给上面领导的面子。比如在我们单位，会议室允许不允许吸烟，群众得看遇上什幺样的领导，然后必须根据领导做派和习惯行一事。
——以上这两个对联似的概念从脑海冒出伊始，我还挺美地把一玩一阵儿，以为这一对兄弟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是那幺地般配，在它们之间，将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可说——我以为我可以作一篇上好的文章了。可是，当我列成题目后，再难以落笔，以至一拖再拖，至今仍空空如也。
我苦思冥想，竟莫名其妙，为什幺会把“下让上”与“大让小”组合到一起？按理说，领导从群众中来，从群众中上（“三个代表”明确指出一党一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组织任命，即可视为领导是由群众“任命”的），领导的“命运”应该是掌握在群众的手里，领导者当属“弱势群体”，所以“下”就像“大”让“小”一样，要让着“上”。然而又总觉得有什幺不对。后来明白了：这种联系实在很表面，它们其实是毫不相干的两个范畴，就像两个看似相同的旅人，不过是在他们擦肩而过的瞬间，让我扑捉到了而已。仅此而已。
因为百姓最容易犯类似的错误，特别是这种立场上的错误，犯了之后又尤其令人痛心和伤感，我便决定继续把这篇文章写出来。当然现在写的，与初衷已大相径庭，则是需要读者用心品味的。还得从“小让大”和“下让上”说起。
在咱们中国，对一个家庭的认识，比如要了解这个家庭的家教如何，子女素养怎样，通过细节就行。一个家庭的饭桌就是一个细节。无论是在贫穷挨饿时期，还是在温饱富裕年代，你看一个家庭的饭桌，就能看出很多内容。比如说，看谁吃得多、谁吃得少；看谁先动筷、谁后动筷。你如果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让小”，或者是“大让老”，就可以说，这是文明的表现，进步的表现，是中国希望之所在。
文明和进步，其实是物种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为全人类所追求的；讲究“大让小”，或“大让老”，甚至包括许多动物在内，已为一种本能，终归是因为“小”的或“老”的，处于弱势，更需要关照吧。现在，是否可以称之为大自然生命演变的规律呢？至少可以说，是人类进步的体现吧！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之后，更是把这种行为发挥到了极致。泰坦尼克号沉没临头，强势的男人们把生还的希望留给妇女儿童和老人，就是一个例子。
人类在讲求文明的同时，本能趋向也是选择未来和希望，这与自然法则高度一致，当然也符合了上帝的意愿。所以，这些行为不仅是高尚的，感动人的，也是人类所向往和充满期待的。
所以，最后我得出结论：“大让小”，或者是“大让老”，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性*的必然要求，是符合伦理道德和自然生态的上好事情，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间喜剧；我们的社会，多一件这样的事情，就多一线阳光般的文明和希望。
在咱们中国，对一个单位或组织的认识呢？我一直在寻找，始终没有找到那个能够说明问题的“细节”；直到当一回观众，才恍然大悟：一个单位或组织的会议就是一个细节。
我原单位的一把手，是个重量级烟民，单位只要有他主持的会议，就免不了烟雾缭绕。“烟民”们这下可乐了，左右呼应，都架上喷云吐雾的小烟囱，如入无人之境；剩下喘气的，不用花钱，一律给一抽一“二等烟”。我现单位的一把手，却是个当代林则徐——“禁烟”运动的倡导者，单位只要有她主持的会议，必讲吸烟的害处，会场的文明。我看见平素毫不顾及别人感受和危害的烟民们，都立地成佛了，无一例外。为了营造良好氛围，我现单位一把手有时动用点温柔手段，如发一袋咖啡，以博得烟民们的理解和支持。这样的面子谁不给呢，所有烟民如数响应，个别忍不住的瘾君子，就到外面猛吸几口回来。“一抽一”惯了“二等烟”的群众自然眉开眼笑。两个领导各霸一方，我却无法认知，他们谁是天，谁是地。
天赐良机，一场遭遇使我一直困惑不解的问题迎刃而解。一天，我受命参加一个会议。其时我原单位的一把手，已跻身高职；我现单位的一把手只好“屈身”在下。——正是“会议”这个细节，现在让我终于看明白了，什幺是“下让上”。那天，那些被动吸烟的人群，充分体现出“弱势群体“的特征，虽然在他们的表情上，并未显示出怎样的失望，甚至也不排除一些麻木的灵魂……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此刻“下”即便手中握有真理，也派不上用场了……群众只剩有“跟着受罪”的份儿了。这便是结论。
为什幺会如此呢？我又想到了先前写不下去的原因。我开始曾以为“大让小”与“下让上”内涵的本质属性*是有可比性*的：“大”是有着决定性*的能力；“下”也有决定性*的能力。我原来借此想说，在家庭，是“大让小”，在单位，起决定性*作用的“下”却要让着“上”；以此来嘲讽一下当今的官僚主义。现在看来都错了。在中国，“下”从来就没有决定过“上”，“下”是货真价实的“下”，决定权是属于“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中出现的“大让小”，是一种文明现象，而在单位中出现的“下让上”则是出自于迫不得已，不得不让。所以，我出现了本文开头说的“再难以落笔，以至一拖再拖”情况。
由此我联想到国家。这应该是很沉重的话题了，也是我很不情愿说的：在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中国，决胜的力量就在于此。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