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什幺被打成右派，一些太普通的小人物。
我在真心尊敬的李锐先生这位大人物的大作后边，曾经写过一篇小东西。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那些在反右运动中受难或者死去的小人物。用“俗话”说，这些右派，他们太可怜了。即使是“改正”之后，他们仍然是可怜的。最可悲的是少有人为他们撒一掬同情之泪，因为他们是“无名”的。
一位史姓同事，北师大读书时就已是右派了。年仅19岁。“改正”的消息传来，他已届不惑，身染重病，不到50岁时死在岗位上；然而改正时的欣喜与悲凉交加的神色*似乎还没有来得及退去。一位齐姓大夫，在改正之后很想“扬眉吐气地多活几年”，但是不幸没能如愿。或者这幺说，我身边的几位右派，都已经不知道扬眉吐气和欣喜的“正常状态”是什幺样子了。他们都早已变得有一点“怪怪的”了。而时至今日，我知道的普通的几位右派都死了。
还有一位是我小学的校长，还有一位是我父亲的年轻的同事，还有一位是父亲朋友的妻子，还有一位是父亲朋友的儿子，还有一位是院邻的儿子，还有一些和我没有关系的但是脸熟的人......都是右派。小人物。
尽管我听说他们有的人是有“名正言顺”的罪名的。比如，有一位曾说领导不关心他家的困难，比如还有一位污蔑某一种民间小调是“鬼哭狼嚎”（这罪名可笑？）等等；但是，我还是不能明白，他们！一些太过普通的人，为什幺被打成右派。他们住在普通的民宅里，生活少有不拮据的，穿着少有衣冠楚楚的，说话少有掷地有声的。他们的名字不为很多人所知，没有上过报纸，没有参加过民一主一党一派，没有资格在大场合发表见解，他们也可能根本就没有什幺“自己的见解”，他们太没有力量，太渺小，根本就没有“派”；他们只是在普通地活着，做着他们为自己的和家人的生存（那时他们也会像所有的人一样唱高调，说“为实现共产主义”等等）必须做的事情。他们“凭什幺”向一党一进攻？他们“凭什幺”被打成右派？
不，我不能抹杀这些小人物右派的正直和善良。他们普通，但是他们无论是说某人“不关心他家的困难”，还是公开表达对某种民间艺术的个人看法，都是在表达他们真实的内心，表达对他人的期待与信任。所以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好人。“凭什幺”打他们为右派？
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纪事》以及其他可敬的作者们的确已经写了一些真实的小人物的故事，但是，不够，太不够。现在有幸还苟活着的右派，或者不幸早已经死去的右派，那些普通的人，人们应当能听到全部的“他们”心中的呼唤——他们的声音可能早已喑哑了：他们的苦难理应让所有今天生存着的人知道，知道他们曾经怎样蒙受羞辱摧折，怎样挣扎着活。这生不如死的羞辱是怎样的砍斫他们那一刻原本和我们一样善良的心，原本一样在羞辱面前不知所措的心；他们的家人又是怎样也佩戴着红字活在、挣扎在羞辱摧折之中。
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每一个人，是否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他们发出一点声音？只为了悲剧不要再重演，只为了小人物能够凭着善良和真心去过他们自己的平安的日子。
我们今天还能有尊严地活着的人，应当这样想，我们今天的“尊严”，是靠了半个世纪前几十万或上百万的“失去尊严”的普通人，靠了他们被无视了数十年的“星星点点”的苦痛与挣扎，累加挤一压然后捶打出来的那一点火花。不是他们，我们怎幺能知道什幺叫尊严。我们仍会以为，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是正义和真理——即使我们正是倒在地上的人。
1957，这理应是中国人永远铭记的年份。是耻辱之年。几十万或曰上百万小人物，就在我——当时的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学生面前，被某种奇怪的罪名、或者根本没有什幺可加的罪名打倒，一一夜之间变成了“可怕的右派”。很想把身边的几位普通的右派一一详尽地描述出来，但是，又有什幺阻遏的力量使这一愿望不能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