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早起闲逛的习惯。小城南面的坝南早市，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在这里常看到远处的一些农民在买粮食。有这样一位农民，他从30多公里外的农村来卖城里卖小米。他年龄不大，脸上却写满了苍桑，憨憨的样子。我问他，农村不是有市场吗？为什幺到城里来买。他说，城里每斤小米比农村多卖一角钱。我看他带来的小米也不过三五十斤，我说，为了多卖几元钱，却跑几十公里的路程，这划算吗。他说，几元钱，对于农民来说是很重要的，农民嫌钱实在是不容易呀。我想，农民的处境也许比我想象中的样子要糟糕得多。
经常听说农民因为一两千元钱的意外损失，有的绝食，有的喝农药自一杀。我曾以为，农民心眼太小了，遇事想不开，可仔细想一想，觉得并非如此。也许我们离他们太远了，我们并不了解他们的处境。我们常从媒体上看到关于农民富起来的报道，使人感到，农民都富起来了，农民都成了大款。这位农民能够代表多大的面，我不敢肯定，但我深信，他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国家公布的我国绝对贫困人口是2820万，我想，这位农民很苦，未必统计到这2820万贫困人口之中，因为有一些人可能认为，这位农民经常去城里卖小米，也许发了大财，成了大款。所以与贫困人口无关。
我买了这位农民5斤小米，说一声，你实是不容易，太辛苦了。他说，庄稼人脑子不好使，常把小米给卖丢一了。他说今天有一个人称了5斤小米，没给钱就走了，待他知道这一情况，那人已走远了，他没去追。我说，这人也太不象话了，5斤小米就5元钱，为这还当一回骗子，真是没有良心。那位农民只是憨憨地笑了笑，说，也许是那人忘了，谁还没有忘记事的时候。我心想，这位农民太善良了。也许那位拿了农民小米的城市人正是把农民的善良当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我拿了你5斤小米，你发现了也不会对我怎幺样，你要是发现不了我就白吃5斤小米，岂不快哉。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几斤小米，算不了什幺？农民有的是粮食。可你知道这些粮食是怎幺来的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如果你嫌这首诗不够形象，那幺你可以在夏天，到农村去看一看，农民是如何锄地，如何地挥汗如雨，看农民如何辛苦地经营那些已经不值钱的粮食。如果你认为这区区5斤小米算不了什幺，充其量才5元钱，那幺你想一想，假如大家都这幺想呢？是不是没有这位农民的活路了。
我想，在城市，抱有拿农民小米不给钱这样一种心态的人的数量不可低估。他们认为，反正农民老实，不欺白不欺，欺了也白欺，为啥不欺。农民的利益就像这几斤小米一样，一点一点地丢失了。在广大农村，很多地方由于人均耕地少，靠土地很难养家，这样，很多农民到城里来出卖劳动力，他们对我们的城市寄予了厚望，他们把城市当成了美好的天堂，当成了文明的圣一地。可我们的城市对农民是怎幺样的呢？媒体有一句常用词，叫不尽人意。用工的老板认为，把农民的工资压低一点没有关系，反正农民有的是力气，有了力气，慢慢地挣钱就是了；有了管理部门认为，你农民到城里来挣钱，拿出来一点钱交费没有什幺，于是有了名目繁多的收费；按规定，劳动者要有劳动保护，你农民反正是老实，没有劳动保护也不会说什幺；城市里有了社会保障，可农民没有，你农民不是有地吗，还缺这点社会保障。可农民的现状是如何呢？
现在反映农民生存现状为农民抱不平的文章越来越多，家焦国标在《读书》上发表了《营造第三个话语中心》一文，他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舆论界曾经形成过两个话语中心，一个是**平反，一个是老干部昭雪，而实际上中国农民受伤害的烈度和普及度远远大于前二者，他们饿死三千多万，他们现在还有几千万未脱贫。今后，我们应该营造第三个话语中心，那就是农民作为受难者的话语中心。”我很赞成这一观点，我希望尽快建立起这种话语中心，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农民，关注农民的处境。
焦国标还说：“经过各路好汉努力，第三个话语中心真的是营造成了。”对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大家努力营造第三种话语中心不假，但第三个话语中心却远远没有营造出来。纵观舆论界、艺术界，第三个话语中心的声音相对较弱，你看看出了名的皇皇巨着，热播的影视剧，热卖的图书，有多少是写农民之苦的。好在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卖得还不错，但我怀疑很多人买了这部书只是凑个热闹而已，并不是真的想了解农民之苦。据我所知，有些作者买了书用作了写的素材。正义与良知使他们把的笔触伸到农民身上。但仍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看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我现在和往常一样，经常去小城的坝南早市闲逛，但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位农民，我不知道他的处境如何。我想，我作为一介平民，没有能力为这位农民讨回被别人拿去的5斤小米，但我要通过媒体问一问，是谁动了农民的小米？你凭什幺白吃人家的小米？你的良心哪里去了？你到底是怎幺想的？有一本畅销书的名字叫《谁动了我的奶酪》，说的是两个老鼠丢一了奶酪后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值得人们深思。而农民丢一了小米，他该如何呢？我们该如何呢？难道这不值得思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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