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牛是一种夸大狂，在道德家看来，也许认为是缺点，可是在处事接物上却是一种刮刮叫的妙用。假使你这一生缺少了吹牛的本领，别说好饭碗找不到，便连黄包车夫也不放你在眼里的。
西洋人究竟似乎白痴，什幺事都只讲究脚踏实地去做，这样费力气的勾当，我们聪明的中国人，简直连牙齿都要笑掉了。西洋人什幺事都讲究按部就班的慢慢来，从来没有平地登天的捷径，而我们中国人专门走捷径，而走捷径的第一个法门，就是善吹牛。
吹牛是一件不可轻看的艺术，就如《修辞学》上不可缺少“张喻”—类的东西一样，像李白什幺“黄河之水天上来”又是什幺“白发三千丈”，这在《修辞学》上就叫作“张喻”，而在不懂《修辞学》的人看来，就觉得李太白在吹牛了。
而且实际上说来，吹牛对于一个人的确有极大的妙用。人类这个东西，就有这幺奇怪，无论什幺事，你若老老实实的把实话告诉他，不但不能激起他共鸣的情绪，而且还要轻蔑你冷笑你，假使你见了那摸不清你根底的人，你不管你家里早饭的米是当了被褥换来的，你只要大言不惭地说“某部长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某政客是我拜把子的叔公，我认得某某某巨商，我的太太同某军阀的第五位太太是干姊妹”吹起这一套法螺来，那摸不清你的人，便帖帖服服的向你合十顶礼，说不定碰得巧还恭而且敬的请你大吃一顿燕菜席呢！
吹牛有了如许的好处，于是无论哪一类的人，都各尽其力的大吹其牛了。但是且慢！吹牛也要认清对方的，不然的话，必难打动他或她的心弦，那幺就失掉吹牛的功效了。比如说你见了一个仰慕文人的无名作家或学生时，而你自己要自充老前辈时，你不用说别的，只要说胡适是我极熟的朋友，郁达夫是我最好的知己，最妙你再转弯抹角的去探听一些关于胡适、郁达夫琐碎的遗事。比如说胡适最喜听什幺，郁达夫最讨厌什幺，于是便可以亲一亲切切的叫着“适之怎样怎样，达夫怎样怎样”，这样一来，你便也就成了胡适、郁达夫同等的人物，而被人所尊敬了。
如果你遇见一个好虚荣的女子呢，你就可以说你周游过列国，到过土耳其、南非洲！并且还是自费去的，这样一来就可以证明你不但学识、阅历丰富，而且还是个资产阶级。于是乎你的恋爱便立刻成功了。
你如遇见商贾、官僚、政客、军阀，都不妨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大吹而特吹之。总而言之，好色*者以色*吹之，好利者以利吹之，好名者以名吹之，好权势者以权势吹之，此所谓以毒攻毒之法，无往而不利。
或曰吹牛妙用虽大，但也要善吹，否则揭穿西洋镜，便没有戏可唱了。
这当然是实话，并且吹牛也要有相当的训练，第一要不红脸，你虽从来没有着过一本半本的书，但不妨咬紧牙根说：“我的着作等身只可恨被一把野火烧掉了！”你家里因为要请几个漂亮的客人吃饭，现买了一副碗碟，你便可以说：“这些东西十年前就有了”，以表示你并不因为请客受窘。假如你荷包里只剩下一块大洋，朋友要邀你坐下来八圈，你就可以说：“我的钱都放在银行里，今天竟匀不出工夫去取！”假如那天你的太太感觉你没多大出息时，你就可以说张家大小一姐说我的诗作得好，王家少奶奶说我脸子漂亮而有丈夫气，这样一来太太便立刻加倍的爱你了。
这一些吹牛经，说不胜说，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原载１９３３年１月７日《申报·自一由谈》】
现代经典杂文小识（之二十二）
给读者一点空间
——读《吹牛的妙用》
○米兰
有道是，戏法灵不灵，全靠毯子蒙。毯子揭下去，便没戏了。
有人为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恶用一种屡试不爽的招法——吹牛。于是，要钱，钱到手了；要官，官做成了；要色*，色*到位了；要名，名扬出去了。现代杂文作家庐隐在其杂文《吹牛的妙用》中说：“我们中国人专门走捷径，而走捷径的第一个法门，就是善吹牛。”
在这篇着名的作品里，作者用很大的篇幅列举吹牛的几种事例，同时总结出吹牛的要领和方式，“吹牛也要认清对方，不然的话，必难打动他或她的心弦，那幺就失掉吹牛的功效了。”“好色*者以色*吹之，好利者以利吹之，好名者以名吹之，好权势者以权势吹之，此所谓以毒攻毒之法，无往而不利。”作品最后还不忘叮咛：吹牛要有相当的训练——不红脸。
吹牛是否属于“国粹”？不然，何以吹牛的“法宝”薪火相传，江山代有才人出，绵延千余年？前天的报纸报道：一男子对一企业主吹嘘能有四通八达的推销网络，这企业主便喜上眉梢，给其六万元货物，那男子未用三天，果然货款如期到账。尔后又提走价值二十万元的货物，然而一去不见踪影。企业主方知上当受骗，连呼：“我听了他的吹牛便失去了警惕。”在网上，有骗子吹牛称自己是什幺博士后在国外有巨额财富，便骗得少女的芳心，屡屡得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时兴打擂比赛——吹牛，你这个县稻谷亩产两万斤，他那个县便吹出亩产三万斤的“卫星”；你说这个乡有多少人会作诗，他便说他那个乡人人会作诗，吹牛吹破了天，结果多少人遭受饥馑，乃至饿死人。直至今天，还有一些干部习惯说大话——吹牛，为了政绩不惜造假，民众对此无不诟病。
《吹牛的妙用》全篇作品语言平和，既无讽刺、揶揄，也无批判、鞭挞，如同相声大师马三立的单口相声，不动声色*，不靠噱头，也无大动作，更无打情骂俏，往桌前一站，说不上三五句话便让观众捧腹大笑，乃到听完许久，其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齿颊留香。
作品未挖掘国人吹牛的情结要追溯到哪朝哪代，也未断言此类吹牛要延续到何时；未指出吹牛的危害和告诫国人万万不可听信吹牛者的伎俩，也未分析有吹牛者且能大行其道是因为有听信吹牛的土壤等等。有的只是一句话带过，如作品开头只一句“假使你这一生缺少了吹牛的本领，别说好饭碗找不到，便连黄包车夫也不放你在眼里”。可见国人对吹牛的受用程度。
为什幺作品有意地漏掉这幺多本应该写全写满的文字？我以为，其创作手段之妙也正在这里，人们平时常说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就是这个“省略”的美学应用，留给读者思索的空间，这是杂文创作的一个看似很简单但又往往被杂文作者所忽视的方法。如同拍摄电一影，有时将镜头切换到万里晴空，或者一望无际的旷野，正是使用了这种“留白”的艺术技巧，使观众对此前的众多镜头连缀起来，玩味剧情与人物的命运等。
我这样说，不是说该挖掘的“根源”就不用挖掘了，该写的“展望”与设想也不用写了，更不是说该讽刺的也不讽刺该鞭挞的也不鞭挞了。不是的，这要看作品的需要与否。需要的恰恰未写，是不完整的，抱残守缺，犹抱琵琶半遮面；不需要写的却写了，则是画蛇添足，冗长累赘，令人难以卒读了。
庐隐（１８９８——１９３４）：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闵侯人。１９０３年父亲去世后居于北京舅父家。１９０９年入教会学校，信仰基督教，１９１２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１９１７年毕业后曾任教于北京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１９１９年考入北平高等女子师范，１９２１年加入文学研究会，１９２２年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北平师范大学附中教国文。１９２５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海滨故人》，１９２６年到上海大夏大学任教，次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这期间，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石评梅相继逝去，悲哀的情绪浸透这个时期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１９３０年与李唯建结婚，１９３１年出版两人通信集《云鸥情书集》。婚后两人曾一度在东京居住，有《东京小品集》。１９３１年回到上海。三十六岁时因分娩而逝世于上海大华医院。有小说集《归雁》及散文集《林海涛集》，另有《庐隐选集》传世。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