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比起一个地区、一个省远为小，可从吃的角度去看，它又远比一个地区、一个省要大。人际关系似乎与面积成反比，面积越小，人际关系越密切，吃的机会也就越多。仅我在的县城，机关、企业、学校，林林总总有一百多个吧，哪个单位一年不要吃上几次?又有几个单位在动筷子前会不想到我这个“县官”的?
在酒桌上，我不仅是个食客。讲庄重些，我是代表一党一去祝贺、去鼓励、去提出希望、去与民同乐的；讲粗俗些，我去了，不是我肚皮里装进了什幺，而是我从身上慷慨地拔下了什幺。我往那上方一坐，就像是一道最丰盛的菜肴往席上一摆，令众人顷刻间目光与四壁一道生辉，兴致和脾胃共同大振……
除此，还有对上级们的送往迎来，部下们各自家庭的生丧嫁娶，名目繁多的干部会、先进代表会、现场会、学习班，就是发夏天降温费也得靠卖旧报纸的县文化馆，一年也会举办一次业余作者创作学习班。更不必说到乡镇、小村里的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既令人亢一奋又令人害怕的水泊梁山式的场面了……如果不是得提防着与“高血压”、“胆固醇”之类叫人不快的字眼沾边；如果不是不想挺着个大肚皮走出走进，给百姓第一眼的印象就不像是个清官，那幺一年就是有七百二十天，我天天也都得在“五粮液”、“西凤”里泡着!
不吃行吗?官一场上的诸多人际关系都在酒桌上获得了和谐的体现：再吝啬的人，都会变得豪爽；再世故的人，都会变得真诚；再卑微的人，都会成为君子。热气和香气，忙碌地在人们脸上织出红一润之色*。人似乎年轻了几岁，这是心理效应；网又伸展了几络，这是客观效果。
我还察觉，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在许多方面都是粗疏的，重直感而轻理性*，似宏观而又少微观。但有两个方面是极严密、极系统的。
一是吃道。各地有各地的菜系：粤菜、鲁菜、川菜、扬菜、京菜……各地有各地的小吃：昆明的米线、镇江的汤包、符离集的烧鸡、天津的“狗不理”包子……这几年借外出参观、学习之机，我领略了不少。其精致、其锦绣，其独特的色*、香、味，令洋人们吃得咂舌不已。
二是官道。古代官吏有九品，始于魏晋。虽各朝九品里所含的等数不一，但无论是北魏的三十等，还是元、明、清的十八等，在各品之间官俸均不同之外，就是对各自的官服、带、冠、鱼袋、笏等，也有严格的规定。以唐为例：三品官服色*为紫，腰环金玉带十三，头顶三梁冠，胸佩金鱼袋，手持象牙笏。一旦降至六品，对不起，服色*得为深绿，腰环银带九，头顶一梁冠，胸佩银鱼袋，手持竹木笏……这传统是深厚的。以至于到了今天，住、行、电话、工资中的含金量，甚至逝世之后什幺级别的人作悼词、出席追悼会，追悼会的规模，骨灰盒是放在一室抑或放在二室、三室；登不登报，消息发在一版还是四版，加不加黑边……这一切，无不同一个人的级别有关系。
莫非是吃道渊源了官道?莫非是官道弘扬了吃道?这就如蛋生鸡、鸡生蛋的古老命题了。但从这两者如此相似来看，我确信历来为官与美食是有缘的。如果要评选中国美食家明星，他们一定是在官一场上闪烁，百姓们是无缘的。
风声鹤唳了?禁令之类喊了多少年，不过就是这幺回事：你唱你的走麦城，我演我的长坂坡，实在火烧眉一毛一了，你说不准用公款大吃大喝，我不摆酒算不得大吃大喝，且称为“工作餐”；你说工作餐只准四菜一汤，我吃完一个，再上一个，反正桌上永远只有四只盘子。只要官道依旧，吃道也照样耀眼。
用足、用活了政策后，我依然是个美食家。
【原载1988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首如飞蓬点评：
官一场吃喝风为何屡禁不绝，甚至愈演愈烈，请看当事人现身说法：领导出席酒宴，是对下级的厚爱和体恤；和谐的人际关系需要在酒桌上维系；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吃道与官道关系紧密……这一切都宣告着酒肉的重要性*。而堂堂一县之长，对“美食家”的封号竟也感到颇为自得。
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能够详尽细致地将官一场吃喝相呈现出来，辅之以当事人的切身感受，尤显得真实可触。这种写法也有一个弊端，就是容易记成单调的流水账。而作者通过极强的归纳概括、饱满的人物形象，令此文读来妙趣横生、耐人寻味。“众人顷刻间目光与四壁一道生辉，兴致和脾胃共同大振”、“热气和香气，忙碌地在人们脸上织出红一润之色*”，这些生动幽默、略带夸张的描写，一扫自白式的平铺直叙，一个“贪吃”的县官形象栩栩如生。听着他理直气壮的宣言，“你唱你的走麦城，我演我的长坂坡”的戏份之所以不曾间断，似乎便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