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5.12汶川地震之后，6.28瓮安事件与我们不期而至，紧接着7月1日又发生上海袭警事件，随之而来的是陕西省府谷县因“司机跳河身亡”而引发的民众打砸警车阻断交通事件，以及浙江省台州玉环县的外来民工围攻派出所事件。这不由得使人再次联想到去年初发生的四川大竹群体事件以及去年末发生的沈阳蚁一力一神事件。每一起事件发生背后都有各自不同的原因，而这些事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确实令人深思、意味深长。
媒体的反应
比较媒体在对5.12汶川地震和其他社会发生后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出媒体在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内，采取的是无选择的、完全开放式播出各种画面，这样的播出态度为zheng府赢得了声誉，为救灾赢得了时间，直到有关部门发出“正面报道”的指令之后，人们终于又回到了“土谷寺”。但是毕竟我们曾拥有过这幺一段“蜜月期”，也算是真正尝到了一回“初一夜”的滋味，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没有让对方失望，而且表现得还很公民。换一句话说，你给我们一个裸一体的空间，我们也没有表现得下作，相反，我们珍惜这样的权利。遗憾的是享用这样空间是那幺的被动，所谓的被动也就是说，人家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那幺，让我们再看看那些群体事件吧，不管是6.28瓮安事件也好，还是四川大竹群体事件也罢，抑或是沈阳蚁一力一神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我们无法在第一时间内通过媒体知道真相，相反，可忙坏了网络管理人员，他们不断的删贴，不断的阻断人们的视线，不断的将鸵鸟的头向沙堆的深处按去。产生的效果就是：你不把对方当新郎，对方就不把你新娘。你不把对方当公民，对方就把你当专一政。如果说网络是中国民一主的第三极，那幺这所谓的第三极也正在不断的遭到强||奸。倘若强||奸的次数多了，那幺被强||奸者也就丧失了羞耻感。准此是否能养成一个民族的公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媒体的开放程度。
稳定的作用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取得的成果令世界瞩目，为了不断送这三十年的改革成果，当政者最为关心的自然是稳定。按照国人的惯性*思维，强调稳定，说明可能存在不稳定因素。那幺到底是什幺导致了不稳定因素呢？贫富差距。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又是什幺呢？政策的分配不公、权力的fu败。在解决这些体制、乃至民生问题的过程中，国家需要稳定，也就是说给我时间，“慢慢来”，也就是说让大家“等”，而一个等字，既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又让大家趋于安份，保持了稳定的局面。问题是在“等”和“慢慢来”的过程中，新的问题又不断产生，甚至是当权者主动的制造事端，比如粗一暴执法，比如强行拆迁，比如新的fu败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的发生在不断挑战人们等待的耐心和底线。如果在此基础上强调稳定，那幺势必会产生民众心里的反弹，是在用专一政的手段阻塞矛盾发泄的渠道。而这样的渠道原本是掌握在体制的手中的呀，人们为什幺不选择由他们自己选举出的人一大代表，从而来伸张自己的权利？人们为什幺不遵从由他们自己选举出的代表来表决出的法律和规章？人们为什幺不选择他们自己所在的社区来排解产生的矛盾？相反，他们为什幺非得要选择群体性*的、暴力的手段来伸张自己的权利？这之间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从另一个层面上说，过于强调稳定，那是一种对民众的不信任，对民众认知能力的一种否定，固然我们这个社会存在一些黑恶势力，甚至把持着政治、经济的关键部门，固然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和法律意识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缺失，但是也应该相信群众的眼睛，倘若你给大家一个明白，而不是揣着、掖着，那幺他们在知道真相之后会按照朴实的、普世的价值观去做出自己的选择。03年的非典和今年的5.12汶川地震就已经证明了我们这个民族是值得信赖的民族。倘如用洗脑或者专一政进行治理，那幺带来的结果将不只是顺民时代，而是愚民时代。
暴政的后果
历史上无数的例子证明，暴民是暴君统治下的结果，顺民是暴政统治下的产物，新中国固然从本质上有别于封建君主统治，但是在个别领导的意识深处，封建意识的思想残余或许根本就没有彻底铲除过。而正是这些官本位思想、官僚作风导致了他们不将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而是时刻计较个人得失，表现在生活方式上，腐朽堕一落；表现在工作上，简单粗一暴。正是这一点一滴矛盾的长期积累，导致部分地方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正如石宗源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看似偶然，实属必然。”石宗源快刀斩乱麻式的处理手段固然高明，为了稳定，不让事态越演越烈。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把危机迅速“处理”掉的背后，仍然有诸多的疑问挥之不去？那些被免职的官员到底有哪些失职之处？为什幺有些官员为了刻意隐瞒真相？而思考、怀疑和了解真相，恰恰是一个健全社会的公民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我们怀着无限的敬意和良好的愿望，认为高层当政者心怀天下、心系民生，心思仁政，但是他们如何有效的对其下属实施管理，来很好的贯彻仁政的意图，这似乎并不仅仅是练练“内功”所能解决的，也许放开来自外在公民的监督，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呀。
从5.12汶川地震中，很欣喜的看到我们的民族公民意识正在形成，形成一个民族的公民意识，不仅仅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还是体制的空间，舆论的氛围，文化的引导，以及公民对伸张权益渠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