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能拓宽自己的视野，这是不容置疑的。所谓读书越读越糊涂，其实只是一种偏执之论。书读多了，有助于跳出小圈子来观察大千世界，摆脱固有的思维定势。比如，我们常常说到宽容，弥勒佛就是传统的宽容思维的代表，“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可宽容的时代含义究竟是什幺呢？
我们这一代，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耳闻目睹的就是阶级斗争。人与人之间这幺几十年地斗下来，怨怨相报简直就成了习惯动作。即使宽容，最终还是迈不过原则和主义这个大坎。最近读了林达的《面对历史的难题》和景凯歌《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儿子》，大有顿开茅塞之感。我仿佛看到一位理性*的旁观者，操着令人耳目一新的、跳出体制说话的语言，居高临下地娓娓道来，使人惊叹不已。
前者讲的是佛朗哥身后的西班牙改革故事。1975年，按佛朗哥的遗愿，胡安﹒卡洛斯王储正式成为佛朗哥权力的接班人，登上国王的宝座，恢复了西班牙业已中断了四十四年的君主制。面对这一历史性*的选择，角逐权力的人们为了西班牙的民一主政治和现代社会，在个人和一党一派利益上都作出了慷慨而又关键的让步。卡洛斯作为传奇改革的幕后领航者，他的明智选择就是在民一主过渡之后，立即退出属于他的个人权力。另一位西班牙共|产|一党一的总书记卡利约，尽管渡过了近四十年坚决反对佛朗哥独一裁的流亡生活，但当卡洛斯提请西共进入民一主改革的时候，他选择的不是借助民众长期对独一裁的不满，乘虚而入去获取掌控国家机器的权力，而是带领共|产|一党一介入民一主进程走和平竞争之路，并以自己在一党一内享有的威望，和同志们一起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第一次竞选失败的现实，本人也很快退而成为历史人物。又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卡洛斯成为国王之后的第一任首相苏亚雷兹，他是旧体制内的高阶官员，相当于我国国共更迭时的国民一党一高级留用人员。在佛朗哥时代，他能够自如地适应体制内操作，担任一系列重要职务，大有未来接班人的势头。君主制恢复后，他同样站在十字路口。如果按旧体制升迁的论资排辈，他年轻有为，政治前景看好。一旦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便会断了自己的退路；如果改革失败，他的处境会更加“两难”。他虽然在第一次竞选中胜出，但在民一主政治的快速变化下，苏亚雷兹很快就淡出了政治舞台，一如他开始时的选择和预料。同样，佛朗哥留下的旧西班牙国会，在对苏亚雷兹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决时，几乎少有反对票地顺利通过。议员们都知道，他投下赞成票，便是对自己政治前途的终结；旧国会通过政治改革法的表决，无疑是对自己作出的死刑判决。
在西班牙面对改革的十字路口，政治领袖们分别作出了如此明智的选择。军队也不逾越卡洛斯从一开始就立法的“军人不得干政”的条款。广大西班牙民众则更是智慧的、理性*的、宽容的。民众的改革愿望是西班牙的改革动力，对佛朗哥指定的接班人卡洛斯，民众完全有力量、有理由把他逐出政治，可是人民没有选择极端，而是选择了耐心等待，以便国王有充分的时间作出自己的抉择，这是何等优秀的国民素质！
西班牙的政治改革，充分体现了退让和妥协的力量，政治人物在主导中不以“一己之利”左右自己的言行、不煽动斗争和仇恨都是促成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景凯旋在《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儿子》一文中给我们讲述的是一个被侵略者宽容侵略者的故事。1915年，为了夺取达达尼尔海峡，打开通往伊斯坦布尔的水上通道，英法联军向土耳其发动了进攻。战争的结果是，在土耳其民族英雄、统帅凯末尔的带领下，一场历时八个月的加里波利战役，以联军丢下大量一尸一体仓皇撤出而告终。后来，凯末尔又带领民众，经过殊死决战，击败了入侵的希腊军队，迫使协约国退出半岛，赢得了民族独立。此后，凯末尔又开始更为艰苦的奋斗，率领土耳其人民走向现代化。凯末尔把土耳其民族的尚武精神变成了和平渴望。在曾经炮火炽烈血肉横飞的加里波利山冈上，有一座埋葬着为国捐躯的土耳其士兵和当年阵亡的英法联军士兵的公墓，一块纪念碑上，镌刻着凯末尔1934年撰写的铭文：
这些献出鲜血和生命的英雄们，
在一个友好国家的土地上，
和平地长眠。
与梅赫默特切克们躺在一起。
从遥远国度将自己儿子送到战场的母亲们，
擦干你们的眼泪吧。
你们的儿子如今躺在我们怀里，
他们在安息，他们将和平地长眠。
在这块土地上献出生命之后，
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儿子。
这最后一句，是多幺的博大、又是多幺的感人！作者写道：我忽然明白，心里只有恨的民族，是不自一由的民族。只有当这个民族懂得了宽恕，他们才真正称得上自一由和尊严。
这两则故事，并不发生在我们国土上，它离我们很远，其思想精髓离我们更远。按照我们传统的认知，西班牙政治领袖们的改革完全抛弃了原则和立场，抛弃了主义；凯末尔的铭文则几乎到了认敌为友是非不分的程度，都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由此可见，就宽容而言，我们实在是少了点博大和良知。看来，什幺时候我们的认知跳出了传统的范畴，什幺时候我们的境界才能逐渐靠近完美，自然，对宽容的时代含义的诠释也就令人信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