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大清早上网，照例到湖南诗人论坛转转，不经意从郭密林兄的帖子中获悉一件震惊的事情：2008年11月25日午后1时40分左右，重庆《红岩》杂志社总编室主任、知名女作家王英（笔名越儿），在四川参加笔会回家后，从14楼纵身跳下，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
我之所以震惊，不仅仅是因为这位自一杀的女作家只有38岁，风华正茂，而是近年来作家诗人自一杀的事件接连不断。就在前不久，着名青年诗人吾同树在东莞家中自缢身亡，年仅29岁。再往上追溯，余地走了，海子走了，骆一酥走了，顾城走了，戈麦走了，方向走了，三一毛一走了，……我真不敢相信，一个个深受我们喜爱的诗人相继自一杀去世。难道这就是屈原的后继者们的宿命？这些年轻的魂魄上得了奈何桥吗？记得今年3月底，我很尊敬的着名诗人彭燕郊逝世，享年88岁，我只是向长沙方向深深鞠一躬。尽管我与彭老有过一面之交，聆听过他的教诲，我在得知他离去的时刻没有特别的悲伤。而今天，王英，一个我很陌生的作家，却让我痴痴的流泪。这是为什幺，为什幺？
为什幺会有这样多的作家、诗人自一杀？是文人们不懂得生命的宝贵吗？是文人们意志薄弱承受不起生活中的苦痛吗？不！文人其实是最热爱生命最热爱这个世界的，文人从来就是最坚忍的。毕生颠沛流离的杜甫，来到成都的时候，官居三品的好友高适来看他。高适的手下王伦同情杜甫的清寒，劝他：“你既然不肯做官，也得把家里搞得宽裕些，倘若有人求你到官府办些什幺事情，只要有酬谢，你统统接下来，我与高长官替你去办理。”上有高官撑腰，下有能人代劳，杜甫若肯趋炎附势，起码养活一家老少生存不成问题。但生性*耿直的杜甫拒绝了王伦的好意，一年后，饥寒交迫的杜甫客死耒阳。现代着名散文家朱自清，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面粉，一直被视为现代中国文人有骨气的典范。就是进入新中国时期，那些在文革中备受压制与迫害的文人们，绝大多数不屈不饶在逆境中奋争，很少有屈服命运而自一杀的。而到了物质富足的今天，为什幺自一杀的作家、诗人一个接一个呢？
在我看来，当代自一杀的文人越来越多，根本的一条是源于他们内心深处那种深深的失落与对浮躁世界的绝望。自古以来，诗人、作家自视为社会精英、道德领袖，不为五斗米折腰，视金钱如粪土，看不惯社会上的－阴－暗面与官一场的fu败，也失落于文学尤其是诗歌的边缘化。他们试图用笔来改变现状，个人的清贫现状，社会以追逐金钱权势为主流的现状，官一场fu败的现状，文学被边缘化的现状。而现实生活却往往无情底抛弃着诗人、作家，这个时代生存成本日益高涨，残酷的事实摆在文人们面前：是生存重要还是选择写作重要？这是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诗人历来以忧国忧民为己任，愤世嫉俗，内心比较敏一感和痛苦。我常常就处于这样的痛苦状态，不明白自己发表这幺多文字有什幺用？我还有必要写下去吗？同时，诗人多半是浪漫主义者，不能在诗人与俗人之间进行角色*转换与平衡，以诗人的模一式去诠释世俗人事。当他们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弱小无法改变现状的时候，当他们明白自己的理想很难实现的时候，于是苦闷、想不开，于是失望，进而绝望，甚至采取极端的手段寻求解脱。
我认识一位姓郭的青年诗人，几年来他为了生计到处流浪。昨天我在网上遇到他，获悉他离开桂林流浪到了东莞。他说，看到最近大批工人失业、工厂减产甚至倒闭，他很痛苦，更为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忧。他已经不再写诗，感到写诗不如赚大把的钱，来救济这些底层的人们，这比奉献那些晦涩的所谓诗歌实惠得多。我想，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一定充满了无奈的嘲笑。哪个真正爱好写诗的人愿意抛弃心爱的诗歌啊。我想起两年前，一个叫黄辉的湖南诗人曾经上演过一剧被富婆包一养的闹剧。至少，我这位朋友还没有沦落到这种地步，他是在淌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我庆幸，他在生存重要还是写诗重要的这道选择题，选择了前者。如果那些诗人、作家都有这种醒悟，也许，自一杀的悲剧就不会上演了。
方向走了，戈麦走了，顾城走了，海子走了，骆一酥走了，余地走了，梧桐树走了，而今，如花的王英也走了，你们走的那幺匆忙，那幺不顾一切，那幺毫无准备。这究竟是文字的悲哀还是文学的悲哀呢？我含泪问苍天，苍天无语，大地黯然。
一个人的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选择不正常的死亡。一个作家、诗人的离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的死无法唤醒这个充满铜臭的世界，无法平静这个浮躁的社会。如果他们不是作家，不是诗人，而是某位高官，或者某名歌星、影星，一定会成为媒体的头条新闻，一定有成千上万的粉丝在流泪。可惜，他们不是，他们只是一群被边缘化的作家、诗人，与这个社会主流格格不入。他们的早早离去与普通老人的寿终没有二样。文人也是俗人，是来到地球旅行的一粒尘埃，永远填不满文字的伤痛，永远抹不平文字的伤疤。
王英老师，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