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60年代，我成长的那个年月可谓是无忧无虑。由于太无忧无虑了，因此，许多和我同龄的孩子们都失去了进取之心。
我从小在民航大院里长大。在80年代以前，民航是一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独立王国，六、七十年代能坐飞机应该是一种特权，我记着那时好像只有拿着县一团一级以上的身份一证明的人才能坐飞机出行。这就决定了民航在那个年代的特殊性*——民航人的孤傲不群，民航子女盲目的优越感。
其实这种优越感也不能完全是盲目的，它其实来源于民航这部特殊的机器。这个机器犹如一个传送带，使民航的孩子们一出身就被放在了这个传送带上，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之后毫无忧患，毫无风险的被传送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在这个机器上根本没有优略之分，良莠之分，也没有竞争和淘汰。所以，一旦被放到这个传送带上，你就不用做任何努力都会被传送到这部机器的各个部位，并最终成为它本身的一个零部件。这是毫无选择的。
而我却从小叛逆，从小就很厌恶这种被传送的命运。我讨厌这种世世代代沿袭着的，平淡的，毫无色*彩的生活，我一直想用自己的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可是几经折腾之后，我发现我依然还站的原点，就像孙猴子，跳来跳去也没有能够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我终于明白了个人的渺小——一个人不过只是一部社会机器上极其微小的螺丝钉，而决定人命运的应该是社会的制度，而不是一个人的个人意愿。
其实，从70年代末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被废弃一直到90年代，几乎中国所有的企业和部门都是这样的一种传送机器，这种现象导致了社会细胞的近亲繁衍，已经大大的制约了社会机器的正常运转，但在此我不是要讨论裙带关系和近亲繁衍对社会导致弊端。我是要说这种现象背后的那种制度。
从建国初期到现在，中国人其实也已经历的诸多的变迁，从昔日的计划经济到今日的市场经济，对于我来讲，就是从昔日的“无忧无虑”到今日的心力交猝，这种变化所带来的迷惘，常常会使我很怀念那些曾令我厌恶的“无忧无虑的”时代。那时，生活拮据，但可以夜不闭户，人和人之间有等级，但没有差距……然而人们却看不到希望，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也只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不思进取。
而改革给人带来了希望，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和竞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带来了由此滋生出来的许多忧患，带来了人和人之间贫与富、贵与贱之间的差距……也给很多人带来了迷茫和困惑。
其实要评判一种制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久以来我早已发现很多东西已经不能简单的用“好”与“坏”来界定，同样对于一种制度的评定也要看站在什幺位置上来说了。因此，我无法介定哪种制度会更合理一些，也就只能借用我曾经读到过的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我的文章了：
一个人养了两只狗，他将这两只狗分别装在两个笼子里，每天会定时给他们喂食。这两只狗就这样在主人给他们各自安排的笼子里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过着无忧无虑，悠哉游哉的生活。
后来，主人死了，主人的儿子成了这两只狗的新主人。
新主人对这两只狗的管理制度进行了一次改革，为了节约成本，他卖掉了一个狗笼，把两只狗关在了同一个笼子里，并且每天只给一根骨头作为它们的食物。
起初，这两只没有挨过饿的狗还对这根骨头很不屑，渐渐的他们发现，除了这块骨头他们再什幺吃的东西也得不到了，于是他们终于开始为抢这块骨头打的头破血流。
这两只可爱的狗儿，每次在填饱了肚子之后，都会安静的坐下来讨论那块唯一的骨头的分配问题，他们说：“我们再不要打架了，打架多不文明，我们可以民一主的探讨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就一根骨头吗？怎幺能伤了我们多年的和气？”此时，他们都会很客气的谦让着：“下次的骨头你先吃，我们再不打架了，我们轮流吃那根骨头。”
可是，等到饥肠辘辘时，每次一见到那根唯一的骨头，就会忘了自己的誓言和风度，又大打出手，为一块骨头而争的死去活来。
就这样周而复始，从和谈到战争再到和谈再到战争，渐渐的他们发现自己强大起来了，而且越来越凶悍得更像只狗了。
故事讲完了，聪明的朋友，你们一定已从这个故事里领悟了点什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