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蕲春县教育局长刘建文状告下属“诽谤”案，比起去年发生的几起“诽谤案”中，县委书记直接动用公权力，把自诉案件当作公诉案件，将“诽谤者”送入监狱，湖北蕲春县的这起案件进步了不少，毕竟教育局长没有将案件当作公诉案件，而是提起自诉，这应该是他法治意识提高的表现。
但我更关心的是这起案件将会如何进行审理。“诽谤者”因为揭露局长们的“fu败问题”而被告上法庭，虽然他是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但相较之下，他更多地具有“民”的身份，而另外一方“被诽谤者”则是上级官员，两者权力并不对等。此案如果得到公正处理，当然皆大欢喜，但是，如果此案处理不当，就可能成为官员借助司法来打击公民批评、控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权利的又一个例子。
所谓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某些虚构的事实，足以破坏他人名誉，损害他人人格，情节严重的行为。通常要求主观上要有故意，客观上要有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作为原告的自诉人只须举证被告有散布损害其名誉事实的行为，而被告要证明所散布的事实是真实的，才能不被定罪。一般来说，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合理的，因为，你要散布对别人不利的事情，那幺就应当有足够的理由表明你所说的话是事实，否则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当认为自己被诽谤的公民提起自诉时，“诽谤者”就有责任举证自己所说的话是有事实依据的。
但是，这种举证责任分配放在“官告民”诽谤诉讼上，就显得不太合适。官员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享有公权力，必须接受公民的监督，因此其名誉权要受到相应的限制。而宪法也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在现实中，公民个人能力有限，不享有各种侦查手段，因此，他们对国家机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往往只能提一供线索，不一定能拿出足够的证据。如果在“官告民”诽谤诉讼中，要求对官员提出批评、控告的公民都必须拿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所说的是事实，那幺就可能让相当一部分公民不敢对官员大胆提出批评、控告，以防被刑事追究。这就无形中损害了公民的批评权、监督权，有损于民一主法制社会“权力必须接受监督”的核心价值。
所以，对于“官告民”的诽谤案件，法院不宜将其等同于一般诽谤案件进行审理，而是要发挥司法智慧，审慎处理。比如眼下的这起案件，法院除了审查原告有无提一供被告进行“诽谤”行为的证据，而且还要审查被告的“诽谤言论”的确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证据，如果原告两种证据充分，而被告提交不出其所谓“揭露的fu败问题”是真实的证据，那幺法院可以判处被告败诉。
如果原告只能提交被告有“诽谤”行为的证据，不能提交这种“诽谤言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证据，而被告能提交其“揭露的fu败问题”是真实的证据，那幺就应当判处原告败诉；如果原告只能提交被告有“诽谤”行为的证据，被告也无法提交其“揭露的fu败问题”是真实的证据，而只能提一供一些证据线索的话，法院应当中止审理，将相关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机关，等相关机关对原告是否存在违法违纪问题作出结论后，再恢复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