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检旧报，再次读到《楚天都市报》2008年4月11日A05版记者张泉采写的《法学专家：网上发贴“举报”不妥》的文章，恍若隔世。
文章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仁山教授认为，……网络作为一种公众媒体，举报人在公众媒体上发贴，并不能算是一种举报行为，而是一种散布和传播行为，举报必须是依法向纪检委等有权受理举报的机构和部门，通过这些部门设立的举报窗口，如电话、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举报揭发。”刘副院长还说：“不管网上发贴‘举报’内容是否属实，对被举报人都会产生人格上的损毁，是一种侵权行为……”
刘仁山副院长的观点十分明确：一是网络发贴不属于“举报”；二是网上发贴对被举报人有损害。由此可以看出，刘仁山副院长对网络监督是排斥和反对的。最后，他还开出了一个举报的药方。
首先，我们来看看刘仁山副院长的两个观点。其一，既然网络发贴不属于“举报”，湖北省委、省zheng府为什幺要设立网络投诉热线？大概省委、省zheng府设立“投诉热线”时没有向刘副院长“请示”，所以刘副院长对此一直耿耿如怀，不失时机地表达自己的愤懑。其二，是举报人对被举报人有损毁，还是所举报的事实对被举报人有损毁？举报人一般都是百姓，被举报人一般都是官员，如果百姓捏造事项“损毁”了官员，我想官员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如果是所举报的事实“损毁”了官员，那幺这事实又是谁干的呢？既然是自己干的，又为什幺会“损毁”呢？
其次，刘仁山是以官员（副院长）、还是以“专家教授”的身份来说这番话的。在副院长刘仁山说这番话之前，《南方周末》2007年9月13日第10版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一毛一寿龙先生关于网络举报的谈话。一毛一寿龙教授认为，“作为举报人，一方面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反映情况；另外就是公开举报材料，将举报变成公共事件，这有利于举报信息的调查与公开，从而进一步约束官员，促进制度完善。”一毛一教授强调：“举报fu败应该减少对组织途径的依赖，只有公开才会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形成。”
在刘仁山副院长说这番之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2009年2月3日第8版刊登了学者傅丁根先生的文章《舆论监督的广阔平台》，指出：“反fu败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网络监督的作用和意义就在于为反对fu败、调节社会、构建和谐提一供一种新的动力机制。”《人民日报》2009年2月6日第11版刊登了中央一党一校刘素华教授《学会从网络上听取民意》的文章，明确指出：“网络的发展不仅是一场信息革命，也是政治民一主必然要经历的发展进程。通过网络这条倾听民意的重要渠道，一党一和zheng府可以借助民众的力量完善干部管理机制，完善一党一员的纪律约束机制和司法惩戒机制。”并强调“有许多官员依然对网络比较抵触，甚至将之视为洪水猛兽，认为是网络煽动了百姓情绪，一旦网上出现了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就迅速删一帖甚至查封iD，并动用公权力对发帖者进行跟踪、报复。这种做法是很不明智的，而且是违法的。”
我如同掉进浆糊盆里，迷迷糊糊的：都是教授学者，为什幺刘仁山与一毛一寿一毛一、刘素华、傅丁根等的观点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呢？是不是刘仁山政治水平高，而其他几位教授学者的政治水平低呢？想想又觉得似乎不对，一毛一寿龙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素华先生是中央一党一校教授，他们都工作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难道会比武汉的教授水平低吗？再说，作为一党一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与《楚天都市报》大概也难以同日而语。
一想他们的身份，我恍然大悟：一毛一寿龙先生、刘素华先生、傅丁根先生他们只是普通学者，是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上看问题、谈观点；而刘仁山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是处级官员，他当然要站在官员的立场上谈话看问题。《人民日报》是代表中国共|产|一党一的，我们一党一自建立的那天起，就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和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的。
我又迷惘了：副院长刘仁山是不是中|共一党一员？2008年6月20日我们敬爱的总书记亲自上网，鼓励网民说真话，说实话，推进网络民一主，加强网络监督，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愿，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如果刘仁山是中|共一党一员，为什幺和总书记完全相反呢？如果他不是中|共一党一员，那又怎幺当上副院长呢？就算他是一党一外人士，难道不在中国共|产|一党一领导之下吗？
代表官员的副院长刘仁山为什幺那幺反对（甚至痛恨）网络监督，认为是一种“损毁”呢？中央一党一校学者刘素华教授一语道破：“有些官员总是把老百姓放在自己的对立面来看，总觉得老百姓是刁民”。“许多官员感觉工作压力加大，官不好当了，因为有无数双眼在盯着。……有些人感觉有压力，是因为不容易滥用职权了，很多幕后交易不好做了。”至于刘副院长是否还有更“具体”的原因，我等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再看刘仁山副院长开出的举报“药方”。刘副院长是官员，当然不会知道老百姓举报的苦衷，所以一开口就是官腔。众所周知，群众向组织举报的程序是：如果匿名举报，各级纪检及监察机关是不予理睬的；实名举报，则层层往下批转，最后可能落到你所举报的官员手中。那幺，他是严惩自己还是打击举报者呢？就拿刘仁山副院长所指的X县网络案来说，焉知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数年艰难举报石沉大海之后，万般无奈才走向网络的？于是才发生数百群众上网发贴数千份，举报某局长fu败问题1000余个的全国绝无仅有的大规模群众举报事件，可到现在仍然没有任何部门立案调查。对于这一现象，作为普通学者的一毛一寿龙教授十分清楚，他说：“可以通过组织途径来解决，但是组织途径往往不公开，一些举报信息在系统内部逐渐被消化了。”（《南方周末》2007年9月13日第10版）
副院长刘仁山的谈话是《楚天都市报》记者张泉特意采访并用心安排的，这说明张泉是同意刘仁山的观点的。武汉是中国高校最多的城市之一，其中武汉大学是全国名校，其法学院在全国声名赫赫，他为什幺不去采访呢？再说，诺大的武汉，只有副院长这样的官员而没有普通法学教授吗？
从这里，又引申到另一个问题。以前，人民群众是把举报信寄往纪检、监察、检察部门的，后来明白了个中奥妙，便把举报转移到新闻媒体，祈求媒体为之伸张正义，再后来才把举报投向网络的。为什幺人民群众对某些媒体失望了呢？大约我们还记得几年前央视《新闻调查》曝光的“《鄂东晚报》新闻敲诈事件”吧，现在只是由报社“敲诈”变为记者主动“沟通”。一些记者对群众举报十分感兴趣，一有风吹草动当即奔赴现场与单位领导“沟通”，于是双方心有灵犀一拍即合；有的即使没有接到举报，也常去重灾区明查暗访，一发现蛛丝马迹马上与单位“沟通”。当领导的都很聪明，反正都是共|产|一党一的钱，就应该花在该花的地方。于是，报上曝光少了，记者与某些单位的领导亲密成“铁哥们”了，其口袋自然也越来越饱满了，该报的名声却越来越不佳了。目前，人民群众还能信任的大约只有《南方周末》《长江商报》不多的几家吧，是因为这些报社有一批正义、良知的好记者。
人民群众是在数次碰壁之后，对一些媒体彻底失去了信心，才把举报投向网络的。中央一党一校学者刘素华教授深有感触地说：“新年伊始，人民日报与人民网一项调查显示，87.9%的网民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一良现象时，99.3%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我们不得不承认，数量庞大、无所不在的网民正在成为重要的监督力量。可以说，网络监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引人注目。它已成为畅达民意，维护权益，鞭挞fu败便捷而有效的手段。”（《人民日报》2009年2月6日第11版）
群众将举报投向网络，对某些记者来说，则是截断了财源，又怎能不对网络产生刻骨的仇恨呢？如果网络又“损害”了“铁哥们”，那就更是恨上加恨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正如《人民日报》报所说：“网络监督是最广泛也是最有效的一种监督方式，能收集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在一党一内zheng府内监督不完善的现状下，强化网络监督既是民一主的象征，也体现民众之善意，应该大力支持。”某些人即使满怀恐惧，也是阻止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