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明显的宗法特征，讲究宗法就意味着亲疏有别，自己人跟外人泾渭分明，待遇不一样，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你我有别”，这样的偏见正是基于上述传统。奇妙的是，这样的传统不仅适用于社交圈，在身体上也能发生化学反应，得以推广传承，人们常常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样的话来表达对身体的敬畏之心，即便如今西医把我们的身体搞的体无完肤，这样的传统仍然根深蒂固。所以，我以为，献血能考验我们改造传统的决心，假如献血成为我们社会的风尚，我们就能见到GDP增长之外的另一种进步。
但是，如果这样的风尚只是在少数城市间形成，那幺并不能证明我们“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从此保证“不差血”，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二元体制的国度，我们习惯区别对待城市与农村，而基于农村人口的比例优势，我们经常又是通过考察农村的状况去触一摸社会发展“底线”。记得读高中时，父母就经常嘱咐千万别献血，尤其是我们男孩子，按照祖宗的说法，据说是三天才能生产一滴血，献血是生存大忌，从小到到，从没见过那位邻居会捋起袖管，情愿让针头插一进血管，记得高中时，献血在我们心目中，都是英雄主义的行为，属于“彪形大汉”的特权，其他人不敢高攀，只能望而却步，到读大学时，一旦跟母亲说起体检一类的事，对方也会再三表态，要求我不能献血，而这样的偏见，是不能通过讲道理来使之改变的。
去年四川地震时，全国人们众志成城，想献血必须排很长很长的队，我不想去考察献血者的身份，他们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献血并不能证明一个人的道德优越感，只是我想，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确还存在这样一些技术性*环节，它们在阻止献血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风尚。
人们在谈论西方文化时，无不感叹它们的农村之发达，西方并无农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更甚的是，农村向来作为城市人的精神家园，长期倍受推崇，所以布什带着普金去他的农场做客在中国成为了社会学新闻。中国没有西方那幺强大的农村，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如今的问题不是要力争第一，而是要避免倒数的尴尬，需要的不是建筑的高度，而是农村发展的速度，但是，我想，要建设真正的新农村，更需要优秀的价值体系做支撑，即所谓精神文明。献血事关公共利益，特别是遇到社会重大伤亡事件，公民献血所起到的作用尤其重要，长期以来，就如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描述的那样，血在许多农村人心目中就是生命的底线，是最后的资本，其昂贵程度不小于黄金。我想，等若干年后，人们走出了这样的认知胡同，将献血作为正常光荣的个人行为，那时社会的进步就不是可用“番一番”来比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