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极一权专制体制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一党一人专一政，在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手里发展成为一种影响全球的政治体制，并直接导致全球人类疯狂自相残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前苏联的专制接力棒传递到了庞然大物般的一毛一时代中国，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改变了世界民一主——极一权力量的对比。一毛一领袖以自已特有的精明和浪漫丰富了现代极一权专制体制的内容。
现代极一权专制体制的缔造者无一例外都自诩为马克思的学生，都自称自己的体制是“社会主义”。连极端仇视“布尔什维克”的希特勒也称自己的政一党一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一党一”。
现代极一权专制体制的历史满打满算也不到一个世纪，却给人类文明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希特勒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就毁灭了自己的国家。
斯大林的大清洗几乎毁灭了前苏联的整个精英阶层。
一毛一时代的中国非“天灾”仅因“人祸”原因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至少有三千多万中国人死于非命。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史无前例的“大折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陷于集体疯狂……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执政时间只有三年，却消灭了这个国家四分之一的人口，知识分子则被屠一杀罄尽（只剩下十个医生）。号称东方巴黎，拥有二百多万人口的首都金边成了真正的废墟。
金太阳治下的北朝鲜则在地球人普享现代物质文明的今天饿死了两百多万人，相当于这个小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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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前苏联大清洗的数据：
当年着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科夫，全部被污为“人民的敌人”被一枪一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后被苏联克格勃刺杀）。
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一枪一决；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中有20人被一枪一决；十五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全被一枪一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zheng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一枪一决……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一党一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一党一被斯大林消灭了。
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剪除，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一党一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一党一籍。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一党一的高级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大清洗消灭了苏联的宗教阶级，有16.5万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6万人被一枪一决。
富农阶层则被整体消灭。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一枪一决。大清洗一枪一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一团一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一团一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德、日两国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大清洗不仅是生命的灾难，也是人性*的灾难，因为清洗的体制毒害了国家公民的品格，使国民“反祖”成心灵－阴－暗“小人”。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性*政治氛围，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的文化……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世纪皇权专制的历史长达两千二百多年，现代极一权专制体制的历史则不到一个世纪，可现代极一权专制体制在和平时期制造的生命灾难和文明灾难则超过中世级皇权专制“文明灾难”的总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代悲剧”，最根本的原因是现代极一权专制体制在很多方面还不如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皇权专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家的稳定性*不如皇权帝国。中世纪的中国除了秦、隋两个短命王朝外，多数帝国的寿命在两至三个世纪左右。现代极一权专制国家的寿命都没有超过一个世纪。希特勒帝国12年；墨索里尼帝国24年；极一权老大哥前苏联73年；苏联卫星国45年；红色*高棉柬埔寨3年……除了红色*高棉外，这些极一权国死亡的原因都不是因为外族的入侵，而是自我折腾、fu败或不明智的穷兵黩武。古巴和北朝鲜这两个坚定的现代极一权小国眼前生命好象很顽强，但注定过不了百年大限。
二是统治阶层的命运不如皇权帝国。除了朱元璋外，皇权帝国很少集体屠一杀迫害统治阶层的“军政精英”，刘邦屠一杀功臣局限在“个别打击”；武则天的屠刀也只对准少数官僚权贵……现代极一权国则定期对统治阶层的“军政精英”进行大规模的合法屠一杀迫害。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一党一政军精英被屠一杀一空；一毛一领袖发动的文革也把包括国家主席和共和国元帅在内的多数一党一政军精英污为“牛鬼蛇神”，并施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任乡里小儿迫害凌一辱。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22人；中央书记处书记13人；国务院副总理12人；中央六大区第一书记4人；中央监委委员34人；全国人一大常委会委员60人；全国政一协常委74人，中央军委副主席5人；各民一主一党一派负责人11人；几乎全部老帅……被划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打倒在地。国家主席则被污为“叛徒、内奸、工贼”“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红色*高棉独一裁者波尔.布特在屠一杀完三百多万无辜的4.17分子之后，接下来又把屠刀对准了体制内的“自己人”，仅东部柬越边境地区就屠一杀了十多万……卡斯特罗和金太阳屠一杀“自已人”的资料依旧被严密封锁，相信有朝一日公布出来后也一样骇人听闻。
“迫害自己人”是现代极一权专制体制无法解一开的结，因为体制鼓励这类愚蠢暴行。那些饶幸逃过第一波打击迫害的权力人物并不能保证自己不会被第二个冲击波所殃及，“永远健康”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先例。一次大迫害过后，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出现第二次针对权力阶层的大迫害。如果前苏联权力阶层没有悬崖勒马的智慧仍固执坚持极一权专制体制，第二次自相残杀的大迫害注定会再次出现。前苏联权力阶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体fu败，集体fu败是滋生铁腕独一裁者的肥沃土壤。一旦权力金字塔顶端出现一个有独一裁倾向的强有力人物，就会选择和平民阶层暂时结盟来把集体领导过渡到个人独一裁。要赢得民众的无条件拥戴就得投其所好，对民众痛恨的fu败权贵和暴富大款大开杀戒。所幸前苏联权力阶层有部分远见卓识的“真精英”，使权贵人物逃过了第二轮大劫。
如果说民一主政治体制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双赢”体制；那幺现代极一权专制体制则是“双输”体制。权力阶层的“赢”是暂时且风险丛生的。
三是权力阶层的总体素质和责任心不如皇权帝国。中华帝国即使在最黑暗没落的隋炀帝大业王朝，权力核心仍不乏勇于说真话舍身取义为民请命的高官显贵，并因此落得个身死家灭甚至于诛连九族的可怕代价。明王朝后期的很多地方行政首脑在皇帝长年不上朝理政，中央zheng府近乎瘫痪的情况下仍能忠于职守……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一毛一时代的中国、红色*高棉治下的柬埔寨，类似的志士仁人一个也没有！
四是平民阶层的道德水准不如皇权帝国。皇权帝国诸如告密、陷害、出卖朋友、过河拆桥、兄弟倾轧等猪狗不如的恶行只是个别现象；现代极机专制国家则把这类“个别恶行”普遍化，因为“反人性*体制”鼓励这类恶行，甚至于把禽一兽行为美化为“大义灭亲”。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国民集体“小人化”，多数人为了自保争相出卖陷害他人，甚至于连亲如父母兄弟夫妻也要出卖。一毛一时代的的中国妻子诬告丈夫、弟弟出卖哥哥、儿子与无辜父母“划亲界限”的大义灭亲“壮举”也屡见不鲜……
今天的很多人认为现代极一权专制体制有利于反抗侵略，前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这是又一个认识误区。且不说红色*高棉在入侵者面前一触即溃和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集体“蒸发”的丑剧，就是前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也不是极一权专制体制的功劳。与其说斯大林打败了纳粹德国，不如说是希特勒自己打败了自己。如果没有希特勒要命的种族歧视和英、美的巨额援助，前苏联注定会被纳粹德国碾碎。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开战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1100万人。战争初期就有近400万苏联军人放下武器投降。二战苏联损失了1/7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的总和。
一个一直被遮掩的历史事实是，很多苏联人在纳粹德国入侵时将德军当成救世主。二战中在不存在伪政权情形下，本国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也惟有苏联。一个行政上高度统一的主权国家发生这样的丑事史上罕见。
卫国战争中，德军高一峰时拥有近200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140个一团一级战斗单位。1943年春，苏军叛变者和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一百多万人。
纳粹德国对俄罗斯人采取歧视政策，非俄罗斯裔的作战部队才被允许组成规模更大的作战单位，譬如卡尔梅克人组成独立的骑兵军。乌克兰人组建的伪军除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与朱可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牲。如果不对苏联主体民族采取歧视政策，为德军服务作战的苏联人会成倍增加。
在苏联生死存亡的关头，是希特勒和英、美帮了它的忙，使其免于被德军碾碎。
希特勒的种族歧视在苏德战争期间发展到极端。他把斯拉夫人划为仅次于犹太人的劣等民族，对被俘的几百万苏军施加令人发指的虐一待；对战领区人民残酷迫害。苏军俘虏不是被成批屠一杀，就是被施以残酷鞭打甚至割耳断肢的可怕酷刑，活下来的幸存者的则在战俘集中营里承担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役。纳粹德国是个毫无理性*更残暴更特殊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根本不配建立国家，500多万苏联战俘只是奴隶，根本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本来很多苏军俘虏对希特勒抱有不世实际的幻想，误认为这个战争狂人至少比专制魔王斯大林仁慈，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没有在战场上拚死抵抗侵略者。占领区的很多人民则把德军当成“解放者”……是希特勒愚蠢无情的种族奴役政策粉碎了他们的幻想，使他们认识到斯大林尽管是魔王，但希特勒比魔王更可怕，于是重新拿起武器对侵略者发起复仇战争……
不是斯大林的大清洗使苏联更“纯洁”；而是希特勒的种族迫害使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后期众志成城。
尽管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是专制魔王，但对于自一由世界来说，希特勒更具侵略性*和威胁性*。在迫在眉睫的危险面前，英、美两国明智地采取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战略，在苏德战争爆发时立即站在苏联这一边，给予苏联极为慷慨的援助。美国仅飞机就援助了苏联一万多架！这对苏联无疑是雪中送炭。如果没有盟国巨额的物质援助，很难想象苏联有能力拖垮纳粹德国。如果把位置调换一下，希特勒当初入侵的是英、美而不是苏联，斯大林注定没有罗斯福丘吉尔那样的胸怀和智慧，注定会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等到希特勒战胜英、美实力大增后回头一脚把自己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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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极一权专制体制何以退步到连中世纪皇权专制都不如呢？我的一位智慧诤友“快乐在心”的回复很能说明问题。
“现代极一权专制其实比中世纪的皇权专制更恶劣。为何呢？皇权专制是天下归一家所有，虽然无理混蛋，但好歹“产权”清晰，责任明确，若统治不好后果自负。记得戊戌变法时期有过一段着名对话：大学士孙家鼐谏曰：“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皇上曰：“朕但欲救中国耳；若能救民，则朕虽无权何碍！”。可见这种清晰“产权”是有可能产生皇权天子的天下情怀的，这种情怀是对自身利益的超越。而现代极一权下专制却是一伙人垄断政治权力，而在他们内部其实就是吃“政治大锅饭”。这个天下是谁的？其实不是任何人的，管理国家和经营国企一样，都是嘴里唱高调，手里挖一锹就走。走后哪管洪水滔天。只要自己不被清算，子孙后代能锦衣玉食，永保平安……”
在中世纪皇权专制下，国家是帝王的“家天下”，帝王会象爱惜“家”一样爱惜自己的国家，对国家滋生出强大的责任心。为了自己的家族江山永固，多数帝王尽可能励精图治；尽可能延揽天下英才服务自己的国家。封建专制之所以黑暗失败，主要原因是下级官僚队伍没有帝王那样的责任心，皇帝一人的智慧和精力无力周全幅员辽阔的大国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政治，权力缺乏行之有效的强有力监督；加上奢华的生活是“才能”的天敌，在锦衣玉食下成长起来的帝王子孙才能一代不如一代，没有必要的品格和智商来实践自己的责任心。
现代极一权专制不如皇权专制尤其体现在人事体制上。皇帝为了满足人性*的弱点也许会任用和绅那样的马屁精，但用人的主流倾向还是“唯贤是举”。他可不愿把自己的家交给庸才和坏蛋手里瞎折腾。所以纪晓兰才能与和绅同朝辅政。没有任何资历的一介草民诸葛亮、姜子牙才会被帝王屈身装孙子请出来当大官。因为官僚队伍没有帝王那样的责任心，在任命提拔下级官员时倾向“任人唯亲”，官一场才会出现大量“跑关系”和“买官卖官”现象。中国的帝王为了尽可能杜绝下级官僚的“任人唯亲”倾向，实行严格的科举制选拔官吏。只要“进士及弟”，你就是“不串门不拜年不送礼不参加官僚追悼会”也一样会被任命为“县委书记”以上的达官。在宋、明两朝，你就是皇亲国戚三代高官；或精于拍马八面玲珑舍得把漂亮老婆女儿孝敬给职务上司，不是进士出身也爬不上部长级别的高官。明帝国的历任皇帝多是无才无德的王八蛋，很多皇帝长年不上朝理政，但因为科举制选拔一出来的官僚队伍多数能忠于职守，帝国的寿命长达二百七十多年。
现代极一权专制则不同，不但中下级官僚队伍对国家民族没有责任心，就是处于金字塔项层的高官显贵也一样没有长久责任心。因为这个国家在法理上不是他可以世袭的资产，所以不可能象爱惜自己的家一样爱惜国家。现代极一权国虽然不是必须高度负责的“家天下”，但权力却不受任何制约，可以膨一胀到比封建帝王的权力一般大，也就是说国家行政决策人拥有封建帝王那样的权力却没有帝王那样的长久责任心。各地区各部门的行政一把手在自己的辖区内权力没有任何有效制约，俨然一个“土皇帝”。这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权责机制，是一个为公权私用fu败折腾留下巨大空间和动力的政治体制。这种权大责小的机制体现在人事体制上就是整个官一场从上到下都是任人唯亲仇视人才，当官升官全靠“跑关系”“行一贿拍马”，“才能”只能寄生在“关系”这根主干上才能起有限的作用。没有关系的才能作用几乎等于零甚至负数。在斯大林主宰的克里姆林宫，宫里宫外只有大大小小的和绅，是绝不可能出现纪晓兰的。就算有个别良知未灭的另类也只能闭上嘴巴装糊涂。在县级以下的基层官一场，如果拒绝“跑关系”，你就是诸葛亮再世，人民都知道你高风亮节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你也不可能担任任何公职，甚至连扫大街之类的公务能轮不到你。结果整个官一场出现“劣胜优汰”“奖恶惩善”的逆淘汰潜规则。到了极一权体制后期，官一场大多是昏愦短视急功近利的无能之辈，没有能力和责任心应对突发事件和迫在眉睫的危机，在危机面前要幺策不对症要幺逃避责任，大会小会研究出的决策不是扬汤止沸就是火上浇油。结果一个很容易消除的局部危机在“庸官”的“激励”下大面积扩散，并很快蔓延成全社会的危机，最终酿成巨大的社会灾难。所以这个体制就算没有民众抗暴革命，自己也会把自己折腾垮。小国靠“外援”也许能苟延残喘多一点时间，大国则难逃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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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明智务实的邓zheng府为了拯救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怀着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责任心，在铁桶般的“极一权阵营”敲开了一个缺口，毅然抛弃一毛一时代的高度极一权，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推行学习西洋物质文明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开始复苏，中国人很快走出了饥饿，苏醒的大国又重赢得了世界的注目。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中国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经济总量翻了几翻，税收从1978年的1132亿猛增到2008年的5.1万亿（加上预算外收入9万亿），增长了45/80倍!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极一权阵营”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面对吃饱了肚皮的中国人，每天排着长队购买250面包的“老大哥”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刺伤。他们对极一权专制的忍耐力很快达到了极限，毅然决然抛弃专制走向民一主。因为是“两条腿走路”的全方位配套改革，俄罗斯经济很快后来居上迎头超过“一条腿独跳”的中国。俄罗斯“绿卡”在近几年成为中国人企求的东西。前苏联的东欧卫星国在强加的专制压力解除后，象沙漠旅人投奔甘泉一样扑向西方民一主国家的怀抱。尝到专制甜头恋栈权力，梦想长久公权私用的独一裁者齐奥塞斯库则被愤起反抗的人民送上了刑场。曾经铁桶一样的“极一权阵营”就这样土崩瓦解。
今天坚定的现代极一权国家只有古巴和北朝鲜两个芝麻国，还有“似马非马”的缅甸和苏丹。这四个无赖小混混的日子注定长不了，在不远的将来必将受到本国人民的清算。他们显然低估了天朝大国的智商，对中国的支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显然是不长久且不切实际的。文明的中国不会长久当这个冤大头，为了弊大于利的“强出头”背上“黑老大”的黑锅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OO九年五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