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上，像吾国这样动乱频仍的国度并不多。而在这种动乱频仍中，得益的只是极少数称王称帝的统治者，绝大多数人民却深受其祸，直至家破一身亡。
读一读历史记载，这种灾祸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之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兴之后，经过文景之治，七十年间，国家无事，至武帝之初，“都鄙禀庾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fu败不可食。”至武帝后期，由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天下虚耗，民去其本，“人复相食。”至汉元帝即位，天下大水，第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琊郡人相食。”至汉成帝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至西汉末年，王莽乱政，数横赋敛，民愈贫困，加以枯旱，谷贾翔贵，至以“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澹官以禀之，吏盗其禀，饥死者什七八。”这是西汉的情况。
那幺，东汉的情况怎样呢？经过西汉末二十一年的军阀混战，至战后(公元140年）首都长安的人口减少58％，左冯翊的人口减少84％，右扶风的人口减少89％，西河的人口减少97％，平均减少70％以上。人民承受了战乱的绝大部分灾难。至东汉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至汉桓帝永兴元年，“郡国少半遭蝗，河泛数千里，流人十余万户。”至东汉末年，董卓乱政，又出现大灾难。“及卓诛死，李榷、郭汜自相攻伐，于长安城中以为战地；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馀肉，臭秽道路。”“自此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
隋文帝时，天下一统，文帝躬先俭约，国家又称富饶。至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赍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廊庑之下。”但是，隋炀帝继位之后，一变其老子的作为，“肆情方聘”，“穷诸巨丽”。“租赋之外，一切征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吏因割剥，盗其太半。......人愁不堪，离弃室宇，长吏叩扉而达曙，猛犬迎吠而终夕。......宫观鞠为茂草，乡亭绝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关中疠疫，炎旱伤稼，代王开永丰之粟，以振饥人，去仓数百里，老幼云集。吏在贪残，官无攸次，咸资镪货，动移旬月，顿卧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积，不可胜计。”本为开仓济人，却因官吏的贪残，反以害人，试想：在原野之上，骄阳之下，排队数百里，饥肠辘辘，却欲动不能，欲返不得，不死何待？读至此，为吾民遭遇之惨烈而潸然泪下。而这时，“所在仓库，犹大充韧，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即一边仓库粮满为患，一边却演绎着人吃人的惨剧，这样的天下焉有不乱之理？
隋唐之际的大混战，历时十八年，给老百姓造成的痛苦是巨大的。据统计，从混战之初的609年到混战结束时的626年，全国人口减少三分之二，即从4600万人减少到1600万人，有的地方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者不足十分之一。
隋唐之后，吾国又经历了几次大动乱和大混战。唐朝之际，有名的是安史之乱，仅洛阳“一万余人全被烧死，大火数月不熄”，“黄河流域数百公里，残存的人民，用纸张糊作衣服，苟延求生。”元末明初的大混战历经三十一年；至明末，政治fu败加上旱灾、蝗灾，陕西一带又饥馑相续，以致“幼年人或独行人，一出城外，便告失踪。以后见城外的贫民用人的骨头当木柴烧，烹煮人肉，才知道失踪的人，都被饥民吃掉。”至清顺治十八年，全国的人口仅有“千有九百二十万三千二百三十三口。”比起隋朝之末（609年）的人口，还少了2700万人，即一千零五十二年过去，人口却少了近三分之二。说明吾国历史上老百姓生存繁衍之艰难，说明老百姓所承受灾难之深重。
经过清朝200年的休养生息，至道光二十九年，全国人口已达41298万人。但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后，人口又锐减为32265万人，将近减少了一亿人。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刚好一百年间，全国人口只增加了4000万，每年平均增加40万，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县的人口。这一百年间，恰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之际，吾民生计之维艰可以想见，辗转沟壑者不可胜数也。
吾国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确是一部动乱频仍的历史，大的混乱约两百年来一次，小的混乱约数十年就会遇到一次。而每次这种混乱的起因，虽曰有天灾的因素，实则因人祸而起，如秦末、西汉末、东汉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清末等等，皆是政治的fu败加上天灾人祸，终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天下纷争，最后受祸的是吾平头百姓。所以吾平头百姓对于国家大事不能不关心，对于政治的弊端不能不直陈其害，以期适时加以改进也。关心国家大事即是关心百姓自己，等到天下受其害再来关心，则为时已晚矣。
吾真诚希望吾国能富强于天下，吾民能永葆安康，则愿足矣。
注：参考资料为二十五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