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希同、陈良宇乃至最近的深圳市长许宗衡，每当有大小高官被反fu败，就有“主流媒体”作出评论：“这说明一党一中央的坚强决心，反fu败不存在特区。”重复多了，听起来顺耳。但仔细一琢磨，发现这样的结论未必是真理。
“反fu败不存在特区”，原本是一党一纪国法的题中之义，似乎用不着再去证明。然而，既然要证明，就应该做到严谨缜密。用某些高官被反fu败的个例，来证明“反fu败不存在特区”，并不符合逻辑。A是高官，A被反fu败，因此，所有的高官都可以被反fu败。这样的推理在逻辑学里叫“推不出”——前提和结论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中国有句老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王子和王子不一样。有被钦定为“接班人”、权顷朝野的王子；也有被废、被贬、被派去给先帝守陵的王子。用哪个倒霉王子犯法、被“与庶民同罪”的例子，来证明封建王朝的法律真的很公平，未免站不住脚。同理，高官和高官也不一样。从讲政治的角度，高官可划分为两种，一种是政治上“可靠”的，占总数的95%以上；另一种是政治上不“可靠”的，只是极少数。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和珅是乾隆朝最大的高官和tan官。乾隆前脚走，嘉庆后脚就抄了他的家、逼他上了吊。然而，这是否能说明嘉庆皇帝反fu败的决心呢？恐怕有点勉强。和珅很聪明，但聪明不过天子，他逃不过乾隆父子的手心。他当初搞fu败，乾隆也许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把猪养壮了再杀、让儿子来收拾和珅，体现出乾隆高超的执政水平。扳倒和珅，嘉庆一石三鸟，既可以敛财、又可以立威，还可以和反fu败挂起钩来。
然而，嘉庆并没有借和珅的身家性*命，唱将fu败赶尽杀绝的高调。他也许有自知之明，列祖列宗解不了的难题，他更解不了。历代一些开国君主，如唐宗宋祖，还有明朝的朱元璋，倒是下决心反fu败的。尤其是朱元璋，他甚至将tan官剥皮填草、悬挂在公堂上示众，以儆效尤。但即使如此非人道的措施，也挡不住tan官们前赴后继，弄得朱元璋感慨万千。过不了多久，他们的子孙们就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了。
今日中国当然不可与封建社会同日而语，但要说“反fu败不存在特区”，还是过于乐观。高官里究竟有多少人搞fu败，恐怕不能统计。但民间对此有个形象的说法：如果让官员们排队，挨个抓，有冤枉；间隔抓，有漏网。这样的评估当然不能作数，否则会让人两难——任fu败蔓延要亡一党一亡国，反fu败太厉害会动摇根本。要让两难变成两全，办法似乎还是有的，那就是有选择、有节制地反fu败。据说反贪部门内部有计划指标，完不成不行，超额太多也不行。当前反fu败的基本策略或许是杀鸡惊猴——最多是杀猴惊鸡。
那幺，fu败分子是否因为受惊而罢手呢？打一个不那幺恰当的比方：假设fu败分子是一大群羊，而反fu败是几匹狼。羊虽然处于狼的威胁之下。但因为数量众多（狼吃不了那幺多），某只羊落入狼口的概率很低，因此羊的处境可谓相对安全。而且，狼选择下手的对象通常是老弱病残。倘若自身足够强壮、或者“政治上可靠”，狼是不会去自找麻烦的。这些道理羊当然不懂，但fu败分子却心中明白，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
目前的反fu败，充其量只是“局部地区有时有雨”，极大多数tan官头顶上的天，是晴朗的天，用不着担心风吹雨打。“普区”的“安全系数”也不低，更遑论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