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络上关于“耶鲁校长：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的文章被热炒。关于耶鲁前校长施密德特是否真说过这些话，对中国教育来说并不是重要的。但其内容所涉的问题，对中国高校的评价或许让中国人听了不太舒服不太高兴，特别在建国60周年取得辉煌成就，举国欢庆之时，这的确让人有些不爽。中国有句俗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在我国经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对于教育也该是我们反思的时候了。经济的发展并不意谓着教育的进步。在教育市场化的改革中，教授老板化，教育商业化，制度官本化，学生商品化，教师职业化（教书只为谋生），学术抄袭化，学风自一由化，教学绩效化，师生对立化。我们很难从多年的改革中看到任何的亮点和希望。特别是制度的缺失，中国高校成为贪腐滋生的一个温床。这块思想的圣一地，浓缩了中国社会上所有的残渣污垢。施密德特话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高校现在的弊端，其要点可归纳如下：
一、做强做大的高校只是个纸老虎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高校简单的1+1≧2合并模一式，实践证明结果是背道而驰的。伴随着巨型大学蜂拥而起的合并，因没有科学论证和盲目追求“做强做大”，以速度快规模大以目标，忽略了教育是一个历史的沉淀过程，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其多样性*，这种拉郎配的“强强联合”只不过是灭强弱已。在合并过程中，本来已经名誉全球的名校就因合并不复存在，其沉淀多年的品牌效应也消失。因为各校办学理念和学科管理的不同，因学科差异和管理上难以避免的隔阂，这种1+1≧2效应很难实现的。在高校合并的实践中出现了赶潮追风的“运动”式合并倾向，出现了一流大学并三级学院，甚至于大学并中专的现象，高校做大了但不等于做强了。美国着名教育家克拉克•科尔将现代大学称之为多元化巨型大学(multiversity)。然而，此处之巨型非仅指规模之庞大。“巨无霸”的办学规模，如果不是为了整合资源，提高办学效益，那就难以达到期望的学术“航空母舰”，那只不过是个纸老虎。施密德特认为“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话虽难听，但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我国多年来教育市场化的结果，高校盲目扩张，一些民办高校追求的仅仅是利润，也就是入学率，至于教学却不是他们关心的事。我们的高等教育步入了一个以数量取胜的时代，入学数量上去了，教学质量却下来了。
二、新中国没有教育家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一由思想并能最终自一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一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一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这些话并非闻言耸听，新中国教育制度注定了难培养痴心致力教育，为了思想和理想而耕耘于教育的大家。自古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教育目标，也预示着中国教育的悲哀。教育者应该具有独立的人格才可能传播自一由的思想，但我国现行的教育者背负太重的政治使命。宣传一党一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成了教育工作者首要任务，教导学生爱国爱一党一没错。但教导学生如何用科学的真理观去思考问题，教导学生如何自一由地思想应该是教育的根本。我们的教育有时已经背离了根本，真正关心和思考民族国家兴衰的教育者也许不太多。为了功名利禄，有些所谓的知名学者不敢讲真话讲实，甚至于成为某些利益集一团一的代言人，滥用社会对他们的信任妖言惑众，欺骗忽悠老百姓。
学校管理者的职位按zheng府官员的级别而设置，教授一旦功成名就，就可以被委以重任，担当各式各样的行政或社会职务，使其实现从讲台到政治舞台的华丽转身。中国的官一场文化和各种社会潜规则，使这些曾经也有过一些思想和理想的教育者或是疲于应付各种社会应酬，或是醉心于光怪陆离的现实社会，就算他们想成为教育家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更何况，物欲横行的社会，使清贫的教育工作者难以抗拒可以发财致富的任何机会。因此，教授越来越象商人，到处讲学拉项目，讲台实验室离他们越来越遥远。本科生难以得到教授的授课，研究生除了伦为导师的找打工者，得不到应该的指导。那些领着国家高薪奉禄的教授，终身制使他不用工作也可以高枕无忧。高校异化的科研制度，通过设置很高的申请准入门槛，使青年学者被无情地拒绝在科研大门之外而只能作为参与者被剥削。高校科研制度在扼制年青人发展的同时，成了教授们的保护伞，他们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轻而易举地申请到科研项目，打着科研的旗号，远离讲台，在绩效工资的鼓励下成为科研致富的标兵，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与教育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不想也不可能成为教育家。他们更多的是充分地利用自己的余热为自已的子女铺路搭桥，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增加更多的财富。
那些辛辛苦苦地在高线第一线讲学的年青学者，他们流尽每一滴汗水，也不都是为了燃一烧自己照亮别人，而是为了温饱自己。当看到工作在北大清华，中科院的这些中国最优秀的人材，还要靠排队才能购买到经济实用房，那些高价商品房似乎与他们无关，这种强烈的对比也许不会有多少人羡慕崇敬这份职业。他们拼命地挤上某教授科研队伍，甚至于不在乎被严重的剥削自己的劳动价值，也只希望能沾光早日评上教授，可以享受幸福而光芒四射的日子。也许，从站上讲台的那一刻起，这些年青的学者就不曾认真思考过教育的事，更不曾想过成为一个教育家，因为我们的高校没有教育家成长需要的空气和土壤。他们也许只是从曾经坐在教室里被忽悠的人恍身变成了站在讲台上忽悠别人的人。可悲的是，当今我们的大学教育就是被这些年青的学者用稚一嫩的肩膀扛着，而那些功名成就的教授们，除了偶尔给研究生上上课，几乎很少上本科生的讲台。
教学仅为谋生，科研才能致富。于是在高校，有能力的搞科研，没能耐的站讲台。教学在高校也不是首要任务，为了能出科研成果，有限的教育经费向科研倾徐。领导关心的只是科研成果，只至教学，没有人真正的关心与过问，反正学生都能毕业，至于社会责任，现在很流行学生被就业，高校总能向上级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绩单。
高校搞科研，是具有独天得厚的资源优势，科研能为教学提一供实践，教学理论能指导实践工作，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才能使大学培养真正的人材，否则高校仅仅成为印发文凭的地方，学生在这里没有得到大学文化的滋养和名师的指点与熏陶。高等教育被大众化的同时也被庸俗化和市场化，除了制造一批批失业的大学生，却很难真正为国家培养优秀和有用的人材。我们的高校的确需要真正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教育家，这是我们该认真反省的时候了！
三、名校不是包装出来的
对于通过中国zheng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教育部自2003年开始的大学教学质量评估，虽然只是形式上的检查，短暂的一个星期的工作日，也就是5天，专家组就能客观评定一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吗？但其结果却直接影响到一所高校的社会声誉，关乎高校的生存发展，评估对于重点建设项目的立项、经费拨放、对今后的招生、就业都有影响，很多高等孤注一掷投入巨资，不惜借贷超前发展。为了迎接评估，各高校提前几年就在作好准备，使出浑身解数，因达到评估的硬指标，连教案格式都要统一，几年前的教案也要重补，劳命伤财，彻头彻尾的一场浩浩荡荡的造假运动就开始了。如为了补齐过去几年的试卷、论文、教案，有的学校找学生重新做，老师重新批改近三年的试卷，为了使新出的试卷看上去像旧卷子，甚至有学校想出了类似“古董造假”的点子，把试卷放在蒸笼里蒸一下，出笼以后略略发黄，以此蒙混过关。为了迎一合专家组成员，某高校出现6位厅级校领导热烈迎接评估组女秘书的场面。教育部重视教学质量没错，但这种重形式轻实质的运动真的能提高办学质量吗？专家组入住高校前，学校从学生的食宿，行为举止到教师的授课内容，都不知道是经过了多少次的检查和演练。在这关乎学校生存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全校上下没有一个人可以怠慢。专家组入住后，所看所闻的只不过是一场排练已久的一场表演秀。几个专家凭几天的时间和一大堆造假资料就能客观评定一个大学的办学能力和质量吗？很多蒙弊过关甚至于得高分的学校，终于找到滥花公款的理由，领导因工作有方，可以周游世界参访各国名校，中级干部也因政绩突出可以公费旅游，一般教师也因造假工作完成的出色*得到嘉奖。而学生除了配合学校瞎折腾，可能唯一的收获就是老师终于可以认认真真地好好上几节课。教育是一项长期伟大的系统工程，不是靠几场虑张声势的运动就能办好的。如果不遵循教学客观规律，事实求是地办会，我们很难打造世界一流的学校。
四、师生关系的扭曲
中国有句俗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现今大学的师生关系已变异化和扭曲。师德不存，尊师不在。中国大学近年来连续发生轼师血腥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在中国，许多教师只把教书当作一种谋生的职业，而不是把其当作一个倾尽毕生追求的事业。教与学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互动过程，中国传统的主动式和填鸭式教学，老师只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不是真的在传道解惑。特别是高校的教师，一般都是上课铃响进门，下课铃响走人。除了课堂45分钟，学生难得见到老师一面，老师对学生，连学习上的关心都难以做到，更谈不上对学生思想和生活的了解和交流。人与人是一种需要交流的动物，但老师把自己装扮得成高高在上，视学生为工作对象，多数师生之间仅存的就是赤一裸裸的工作关系。那幺，学生交钱求学，教师为钱上课，这不就是一个商品交易关系吗？如果做老师的连课都上不好，甚至于还滥用权力损害学生的利益，或者做了有违师德的事，凭什幺叫学生去尊重呢？不要奇怪现在大学生与任课教课迎面相逢不相识，只等视之陌路人的尴尬。如果这只是个别现象，那不能说明问题。但如果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应该不只是教师的错，而是现行教育制度绝对需要反思。
五、高校的官本位使权力侵蚀了教育
众所周知，我国高校行政管理职务是按zheng府官员的职务而设的，其官本位现象也成了制约高等发展的毒瘤。对这种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曾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权力对教育的侵蚀是可怕的。为了政绩，为迎接“高校评估”的造假工程、面子工程和毕业生的被就业现象，高校不再是追求真理的思想殿堂。毫无约束的行政权力的无限膨一胀导致高校成为贪一污的温床，一党一政不分的权力配置使外行领导内行导致科学管理的缺失。行政官僚体系使学术受命于行政，丧失学术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由官方主导的职称评定导致学术fu败。本该为教学服务的行政却成为学校的核心，教学听命于行政。行政官员的终生制及其准入门槛较低，使不少本该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转投行政舞台。毕竟处长的职务与教授的职称来得更容易，也更多的实权。如果高校的官本位制度不改革，将会严重制约高校的健康发展。施密德特认为“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题记：不论施密德特是否真的说过此话，但以上问题在我国现高校是普遍存在的，文中对我国高校及师生的评析当然也不是绝对的，相信热爱和献身教育事业的老师还是大有人在，但就整个高等教育制度，其所存在的弊端是不可回避的。切记：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附1：转：耶鲁校长说：“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全文（转自：新浪网：http://sh.sina.com.cn/citylink/ed/l/2009-09-29/11145721.html）
耶鲁校长：“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通过中国zheng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一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由于当前经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一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fu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fu败的，那幺zheng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fu败”。
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一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一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一由思想并能最终自一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附2：耶鲁大学前校长炮轰中国没大学？耶鲁否认。转自：美国中文网：
http://wsw.sinovision.net/index.php?module=news&act=details&news_id=104822
近日，一篇据称耶鲁大学前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炮轰中国大学教育的帖子在网上流传，并引起学界和网民热议。帖子说，“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中国大学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
在这篇名为《耶鲁大学前校长撰文批判中国大学》的文章中，施密德特用“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批评中国zheng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他称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是“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并嘲笑中国大学“似乎是孕育自一由思想并能最终自一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
就此消息，《环球时报》29日致电耶鲁大学进行询问，校方负责与媒体联系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经他们查询，耶鲁大学学报从未刊登过传闻中的这篇文章。另据证实，最近几期耶鲁大学校刊不但没有这篇文章，也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大学的内容。
正当所有人都一头雾水的时候，又一篇名为《戳一穿谎言﹕“耶鲁大学校长撰文”是如何形成的？》的网文似乎揭开了谜一团一。文章称，此文是用1987年施密德特在耶鲁开学典礼上的演讲移花接木拼凑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