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三四赌局
上村。
宗祠。
正月初一至初十这些天，这里挤满了自外省回村的人。
他们长年在武汉、长沙、北京、天津、上海、常熟、昆山、郑州、俄罗斯、延边、丹东、杭州、嘉兴、绍兴等地做事。年三十前，分别乘飞机、动车、绿皮车、快客回乡。他们在外经营着店铺、快餐店、缝纫作坊、大商场包柜。这些年终回村的人，有揣着一捆钱回来的，有一年到头空手而归的，有血本无归到头来借了钱负债而回的。正月初三，宗祠里的一边是盛大的赌局，另一边是为一场出殡仪式结束后而举办的白喜事宴席。
我所在的部分为白喜事宴席。年初一，我的一个年迈的单身叔叔去世，初三出殡，出殡后，我们后辈在宗祠里为他办的白喜事宴席。宗祠门口，挂着两块牌，上村村民委员会，上村老年协会。里面幽暗的空间里有本地书法家书写的几副长对联。宴席上，热气腾腾的菜肴，亲朋好友，乡亲邻里，各色人等，人声嘈杂。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是宗祠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正月赌局。
设局形式是“六名”，在台州一带称为“纳六名”。庄家是村里的中年人，叫蒋三四，站在条凳上，条凳前一张长条桌，长条桌上铺一米色长布，上面用线条隔出六个并列长方形区域：这六个区域分别命名为吉品、攀桂、安士、逢春、云生、日山。为这六个区域，对应做了六支分别名为吉品、攀桂、安士、逢春、云生、日山的铜签。在这些日，有钱的，没钱的，负债的，都分别会聚到了这座宗祠里。蒋三四到现在的赌龄少说也有四十多年了。在他小时候，他的父亲就是这村里赫赫有名的庄家，也是从事“纳六名”这个行当。他家离我家不远，他父亲个子不高，为人谦卑，用比较低的声音说话，邻里关系好。但是每一进宗祠里开赌局，赌局一开，眼睛发红，六亲不认。他父亲每开赌局的时候，都要带蒋三四站在旁边观赌。一直到蒋三四长大，出省做工，在外省赌博，赢钱，输钱，带外省老婆回村，又带出去，再过一年，再是单身回村，然后，再出去，再回村。这样过去了许多年。蒋三四终于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到了如今的身材微微发福、头顶开始掉发的中年人。
蒋三四高高地站在条凳上，他的签已经做好，等待着大家往六名上压注。参赌的五十多人，围着长条桌拥挤着。此时，我看到长条桌上的六名上的钱的分布，吉品（吉品一赔五，其余五名攀桂、安士、逢春、云生、日山是一赔六），一沓约一千元，另几沓相对少些，五百或三百不等，另几张折了角的一百元（意为压半张，即五十元），还有几沓三五百元的放在吉品与逢春的交界处（这压法叫骑界）。如果庄家出的这两名中的任何一签，那幺每一百元就可获赔三百元（但吉品的骑界赔率只有一赔二，因吉品全注是一赔五）。攀桂上的钱也有好几沓，但没有上千的，一般三五百元左右。安士上的几沓钱都码得比较整齐，一沓钱显然已经超过一千元，可以看出，压这一名的是几个有钱人，有钱一般都会把钱理整齐后才压下去，也比较谨慎。在这场合里的，有钱人永远是少数。其余的逢春、云生、日山上的钱，基本上都是凌乱的，只有日山上的一沓钱理得整齐，超过一千元（也许是压注吉品中的那个有钱人又压了日山这一名）。其余的几乎没有成沓的，在这几名上压钱的，除整齐放钱的那人之外，其余的都是没钱的或是负债的人，他们心思杂乱，心情焦急，赢钱心切，却又毫无头绪。压完了注，还有几只手一时不肯抽回，这几只手还压在自己的那一点小钱上（估计不超过三百元），他们或五指并拢，或五指分得很开，或手背往上穹成空心状，都以最后的力量与意念，在自己压注的那点钱上再压上十几秒钟，想把自己的钱不但留住还期望得到最后的赢数。待蒋三四双手高举签筒，叫了好几次，开筒啦，开筒啦，最后，那些人才恋恋不舍地移开压着的手。
蒋三四持签筒的双手高举出头顶，奋力地摇动，“哗啦，哗啦，哗啦！”这时是赌场上最紧张的时刻。几乎所有的脸都朝向那个正在“哗啦哗啦”摇动着的签筒。他们大瞪着眼睛，瞳孔扩张，脸上的肌肉或跳动，或僵硬。嘴巴有紧抿的，有大张着的。我还看到其中一个人，中年人，他的眼睛在此时是闭上的，他是不敢正视蒋三四摇签筒的手及被蒋三四双手正摇着的那个神秘的签筒。蒋三四继续持签筒高举出头顶，奋力地摇动，“哗啦，哗啦，哗啦！”继续奋力地摇动，“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摇动签筒的声音，时高时低，时弱时强，把在场所有人的心摇得七上八下，焦虑无比。有的人已经开始怒吼了，你摇个屌啊！蒋三四你娘的快开筒啊！一边喊，一边开始暴跳如雷。
至如今，蒋三四早已经是一个稳坐钓鱼台的设赌老手，他对赌局现场的把握已经炉火纯青。可以看得出，他对现场的气氛非常得意，我看到了他的笑，平时我看蒋三四的笑是开怀坦诚的笑，而这时他的笑是克制的，但这是打内心里发出的笑。这时的他，控制着全场的气氛与开筒的时间。他观察着现场的每一个人，每一张脸的表情。我想，他几十年设赌下来，他每场开筒前，都要好好享受一下这种气氛与在场众人的紧张与骚动，甚至此时那些暴跳如雷的人。这是一个老庄家的乐趣。
六名筒里开出的这一签是日山。我看到压注日山这一名的并没有其他五名多，日山除了一沓是整的钱外，其余的都是散钱。在这之间，压到钱的少数人兴奋得跳起来高叫，喊得脸上冒出了兴奋的汗粒。而除压中了日山之外的人，他们的脸上的表情在此刻，瞬间坍塌了下来。蒋三四的副手，一个年轻人，伸出闪亮的铜耙把日山之外的钱一张不剩地往自己的前面收拢来。原先凌乱地摆满了纸币的六名桌，这时突然显得空荡而有秩序。桌面也回到了原先的整洁状态。这时，整张桌子，只剩下日山的那个区域里的钱不动，这些钱，等待着一比六的获赔率以及骑界的一比三的获赔率。没压住赌注的人的眼睛再没有了原先等待开筒时的光芒，此时他们的双眼黯然无光，脸部表情从原来的狂热霎时变得僵硬、绝望、冷漠。在获赔的过程中，最先赔的是一沓整齐的钱，一千二百元，获得了七千二百元。赢钱的人收钱时，是平静的，虽然他压在吉品上的钱输了，但是还是小赚了一把。另一些散钱压中日山的人，则很兴奋，我看到甚至一只接钱的手是颤抖着伸出来接过去的。
白宴席散去。宗祠是盛大的。面积近千平方米。高高的空旷的空间，幽暗，清冷。空茫的戏台。斑驳的砖墙。而有着赌局的这一角，是火热的，骚动的。我站在现场，看蒋三四一次一次地开筒。每一次，都掀起一个紧张无比的赌场高潮。
在蒋三四设的这个赌局的旁边，还有两桌老人在不动声色地打着麻将。老人们的麻将桌离蒋三四的赌局不到十米。他们的台注很小，一盘输赢最高在几十元之间。老人们打麻将是日常活动。他们之中，也不乏年轻时有过豪赌纪录的，有过激动人心的赌场喧嚣经历的。但是，年老了，渐渐地回归到了平静中去了。他们戴着老花镜，认真地看着面前的每一张牌，随着出牌与抓牌，不断地组合着手头的这副牌，但是他们抓牌与出牌的速度一天比一天慢，一天比一天犹豫。直到他们中的一人，不再出现在这麻将桌上，而另一个已经进入老年行列的老人不知不觉中替补了这张牌桌前的空位。他们在用松弛的皮肤，无力的肌肉，疏松的骨头，来打这人生的最后的牌局。他们在牌局中，会为一张没把握的牌犹豫半天，或为打出了一张错牌而懊悔一整天。每天，他们都会周而复始地沉浸在这种牌局情境之中。而他们却对近在十米内的喧嚣的蒋三四的赌局视而不见。包括宗祠内举办的白喜事宴席，对他们也毫无影响。在村庄里的这幺多老人中，刚去世的我的单身叔叔却是个例外。正月初一上午，蒋三四在宗祠里也与初三这天一样同样地开设纳六名赌局。叔叔上午就在旁边兴趣盎然地看着热闹喧嚣的蒋三四的六名赌局。根据同村的另一房族里的人说，他当时还掏出了二百元压注，而在这之前，已压十元、二十元的小注。也就是说，他的生命中的最后快乐时光是在宗祠的赌场里度过的。对他来说，赢也快乐，输也快乐。每当宗祠设赌局，他总要挤进去压上二十、三十元，或高至一百元。初三那天上午，他压了一年来最多的一次——二百元。但这次的输赢却不得而知。待他压完注，赌局结束回到家里，突然去世。
可以想象，在蒋三四赌局中激动参赌的人群中，若干年之后（二十、三十、四十年之后），将会像离这赌局十米处的两桌老人一样，进入安静地打麻将的晚年时光，在一局又一局的哗哗的洗牌声中，度过自己的晚年时光。这老年协会的时光，成了一个村庄、一个族群的晚年人口境况的折射，它安宁，淡恬，饶舌，深远。
而过了正月初十，蒋三四赌局中参赌的众人，重新整理行李，分别乘飞机、动车、绿皮车、快客，返回长年经营的武汉、长沙、北京、天津、上海、常熟、昆山、郑州、俄罗斯、延边、丹东、杭州、嘉兴、绍兴等地，又开始他们新的一年的打拼，或赚钱，或亏钱。